耶鲁大学计算机系硕士毕业后，辜家齐没有像他的大多数同学那样在硅谷开始年薪百万的职场生活，他选择当一名“农民”。

2017年夏，辜家齐回国创立公益组织“黍苗公益”，联合一批志同道合的大学生去往农村发展乡村经济。历时一年，“黍苗公益”主要做了三个项目：在四川达州赵家镇办合作社，一年增收50% ;联合其他公益机构发起“百乡工程”探索“乡村振兴”如何在乡镇落地；在四川平武县关坝村发起“黍苗行者”计划，结对孵化培养大学生和当地创业人才。

过去一年，辜家齐和他的黍苗公益面临很多争议、问题，他一直在行动中寻找答案。对已经做出的成果，他并不觉得令人满意，但有自己的主张，“如果你觉得我做的不好，欢迎你也加入我们一起来做，也许你也做的不好，但只要永远有人做，讨论就会一直继续，在某个时间节点就会有所成效。”

“普世期待和自由意志，我还是想要后者”

两年前的夏天，辜家齐取消了原定的求职计划，作为志愿者来到“精准扶贫”最早提出的地方——湖南省湘西州花垣县。在这个大山深处的苗族村寨，辜家齐和来自各地的大学生一起帮当地做旅游规划，谋求脱贫。

当时，进村唯一的路被塌方阻断了，烈日之下，只有几名七十多岁的老人佝偻着身体徒手搬运石块，他们劳作的地方距离悬崖不到半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于心不忍，辜家齐和小伙伴每天从镇上买西瓜给老人们分吃。

村子里有个十岁的小姑娘，和七十岁的老父亲住在漏风的茅草屋里相依为命。辜家齐有次问小姑娘长大后想做什么，小姑娘说想做演员，辜家齐给她买了牛奶，告诉她多喝牛奶会长高。小姑娘说自己只能活20岁，因为算命先生说她命不好。小姑娘那种平淡的语气给辜家齐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没读出来恐惧或别的情绪。但是她才10岁，难道她不害怕吗？为什么她看起来那么平淡？她就这样悦纳了自己所处的环境，做演员的理想就变得可有可无了，在生活的异化和摧残下，似乎对未来也拿不出更多的期待。她的生命力都用来和生活开战了，而开战的方式是——忍受。”

这是辜家齐24年来第一次来到农村。在这之前，他心里有很多热切的东西想要给予他人。在这个小村寨里，他见了真实中国农村的一面，正如别人曾经对他说的“农村会好好给你们上一课，锉一锉锋芒”。农村确实给辜家齐上了一课。他发现这里无法填补的空洞多如牛毛，他为自己想扛却扛不住而感到悲哀。“如果不能长久地承担这个责任，我不敢轻易开始。”

这次志愿者活动结束不久，经过反复思考，辜家齐联合几个小伙伴一同发起成立“黍苗公益”，希望探索出一种可复制的农村发展模式。

眼看辜家齐要扎进农村做公益了，家人赶紧劝他先进企业工作几年之后再考虑做公益。辜家齐心里清楚，这可能是他人生中最有冲劲的两年，“必须破釜沉舟，把后路都断了，不考虑太多未来，先做再说。”

除了辜家齐，机构里还有北大、常青藤盟校等国内外知名大学学生会主席、青年创业者。对于这个豪华乡建团队的做事动机，很多人都发出质疑。辜家齐想到阿里巴巴政策研究室主任朱卫国说的一句话，“一个好人为什么要去做公益？这问题一看就不像是个好人问的。”

他觉得跟随国家政策服务乡村建设，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被人问多了倒显得很奇怪，“几十年前革命先辈们为了民族复兴挥洒热血，有谁质疑过他们的动机吗？相比之下我们今天做的这些算得了什么？”

质疑声一直未断，也有人怀疑这帮大学生在农村做不长久，不管辜家齐愿不愿意，“名校光环”都是他引起关注、争议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正常的人在不正常的环境中被当作异类，我们不应该感到惭愧吗？”辜家齐说。

在为机构公号撰写第一篇文章时，团队就文章标题争论起来，有人说一定要提学历，做一个“从耶鲁毕业后在农村摸爬滚打一年”或“放弃硅谷高薪来到中国农村”之类的标题。辜家齐觉得这种做法很不体面，如此强调名校标签让人盯着看让他感觉很羞耻。最后，在伙伴“不提名校阅读量会少个0”的提醒下，辜家齐坚持改题目为《乡愁若有力，田野有少年》。结果比预想的要好，在仅有8个粉丝的基础上，这篇文章阅读量近三万。

“别人怎么说我无法控制，但是自己能控制的就要有所坚守。一开始你就要设好自己的‘格’，格局太小的话，你还怎么做事情？” 辜家齐告诉“社会创新家”新媒体。

对于传播，辜家齐态度审慎，起初他很排斥媒体报道，总觉得这是不“脚踏实地”，如今他可以对媒体自如表达，甚至被追问得多了，他也开始重新追问、反思自己做的选择，怀疑自己是不是被“社会期待下的自我表演”麻醉了。

他人的质疑、内心的追问，一直在困扰着辜家齐。最近，他读康德的书后恍然大悟，“康德说真正的自由是指人不受自然律和肉体本能的束缚而按自身理性自由行事。就是你内心清楚你本来‘应当’怎么做，只有那样做了，你才真正是个自由人，是自己为自己决定的。”推及到自己，辜家齐想明白了，“我为什么名校毕业非要去硅谷呢？为什么就不能去农村呢？这都是社会期待的，不是我想的。普世期待和自由意志，我还是想要后者。”

从不觉得自己是局外人

既为回应外界质疑，也为了便于开展工作，辜家齐带着黍苗公益团队直接住进村里，睡在鸡舍上面。夜晚低温冻得他头疼，只得把棉毛裤裹在自己头上。有天半夜，脸上一阵瘙痒，辜家齐转头看见一只巴掌大的蜘蛛趴在枕头边。他整个人立马从床上弹射起来，吓得失了魂，想马上打包行囊离开。

辜家齐想到乡村建设家晏阳初曾经说，要像农民一样去劳作，去生活，才能像他们一样思考。这一切应当是甘之如饴的。他突然发觉，自己不是接受，而是在忍受，他对自己感觉挺失望。

辜家齐是性情中人，同理心很强，性格粗犷爽直，身上有种学生里罕见的江湖气。不管去到哪个村，他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局外人。

驻村的日子，辜家齐穿过桥洞去合作社，经过养猪场能看到大车拉猪出栏，等到赶场的日子，商贩一个挨一个，几块钱的赌博小摊围满老少，还可以去集市上吃一碗不太干净的酸辣粉。在这些琐碎的乡村日常里，辜家齐感觉失掉了自己本来的社会身份，他有点搞不明白自己是谁了。辜家齐的父母心疼儿子，从家寄了一箱方便火锅到村里。

在快递站，一个9岁的小姑娘正熟练地核对取件人的姓名和电话，一副“小大人”的样子很可爱。辜家齐拿了一盒火锅给她，后来了解到小姑娘父母关系不好，妈妈常拿她撒气，“在美国，这种情况是可以报警剥夺母亲监护权的，但是农村谁来管这件事呢？”辜家齐很生气。

后来，村里小学举办了一个儿童教育公益活动，辜家齐专门邀请这对母女参加。“小姑娘的妈妈看店很忙，最后还是来了。我发现其实这个妈妈很爱小姑娘，她只是无法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辜家齐很纠结，他的愤怒又掺杂进一些和解。

活动上来了几个特教学校的学生和带队老师，一个老师和辜家齐讲话，既带着对名校生的自卑和羞怯，又渴望从他们身上得知一些“了不得”的见闻。“这个老师对孩子们一遍遍地讲解、打手语，笑起来整个人都发出暖融融的光”，在她面前，辜家齐觉得自己很渺小。他们各自在对方面前感知到的卑微，让他觉得很不自在。

对于那些经常被外界批评的“农村特色”，辜家齐更倾向去理解。“在乡村，人们密集地生活，当一个人的生存空间如此受到挤压，无法再要求他们具有多么好的契约精神，很多矛盾更容易爆发。高尚的道德在血淋淋的生活之难面前显得冠冕堂皇，一味的指责和声讨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在乡村做事，经历的事情多了，辜家齐愈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了，无力和沮丧的情绪不时地给他一击。农村生活让辜家齐有了更多自性的觉醒，更透彻地认识了自己，同时也有了更深层次的生命体验和社会认知。放在之前，提出一个话题，他会热烈议论，如今他变得更谦卑了，越发觉得很多问题不明白，越发不敢随意评价、下定论。

“农村在‘渡’我们”

虽然有疑惑，辜家齐相信还是得实干。

辜家齐他们在村里建合作社，发展跑山鸡养殖产业和柑橘种植产业，说服了二十多户农民加入，入股金额接近三万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合作社运营收益率超过50%。“社员当中除了一人在这一年中去世，其他人都亲手拿到了分红。”至于剩下的收益，黍苗团队拿来建了公共基金用于村子的公共服务。

初期“黍苗公益”的运营来自一些企业的小额捐赠，辜家齐想着给支持企业做点CSR作为回报，“对方就说不用不用，说是因为看得起我们。”辜家齐曾经见过一个当地企业家，对方询问他需要什么帮助，辜家齐想了想说村民希望有一台自己的挖掘机。价值50万的挖掘机开进了村，实际上，这笔捐赠的运营管理、利益分配进行得并不顺畅，辜家齐承认自己在这件事上做砸了。他想过等自己有了钱，一定要把买挖掘机的50万还给人家，但同时他又不确定，也许自己永远不会有有钱的那一天。

农村发展是一件极为复杂性的事情。辜家齐发现很多事情很难做，发展产业需要培养当地人才，除了产业，农村最缺乏的是社区服务和关怀。这些问题仅靠他们这一帮大学生是解决不了的。他开始调整思路，“黍苗公益”不只要帮助一两个村脱贫致富，而是在探索一种可复制的农村发展模式，建立一个双赢平台，结对培养大学生和当地人才，并为他们链接地方政府、专家学者、企业、能人等各种资源，从而形成合力。

接下来，“人才培养”是辜家齐最想做的事情。他觉得自己本质上是在做一个社会创新，为大学生助力乡村建设找一个创新的方式。“好多普通人你稍微推他一把就可以做，到乡村去的人肯定都有情怀，但你要给这种人找一个出路，不能指望人家只用自我燃烧的方式做事情。”为了找这个“出路”，辜家齐不少时间都在全国各地跑，参加各种会议，与领域内的专家学者讨论交流。

如今，辜家齐基本确定了“黍苗公益”的两大路子：一个是联合多家机构共同发起“百乡工程”，以乡镇为基点，成立农业发展合作联合会，让大学生参与其中，完成具体的理念落地。一个是发起“黍苗行者计划”，招募外来大学生与当地杰出青年带头人优势互补，合作开展工作。

辜家齐将这种大学生进村做乡村建设形容为新时期的“上山下乡”。关于这件事的价值，辜家齐这样阐述，“我唯一能十分确定的是，大学生能从中得到增益，因为我自己就是大学生，我亲身感受到，不是我们来‘渡’农村，而是农村在‘渡’我们。大学生能得到很多，至于大学生能给农村带来多少帮助，说实话，我还不知道答案。”

“没办法假装看不见”

原本以为自己在建造一座恢弘的宫殿，却慢慢发现进入了一片荒原，目之所及，满是荒芜。

对于农村发展，辜家齐已经有了自己的判断，稍显悲观，“我越来越觉得，扶贫和发展产业是两码事。农村贫困很多是因病致贫，那只能靠政府救济做大病医保之类。发展产业是发展产业的事，贫困就只能靠精准扶贫，最穷的那类人靠发展产业是扶不起来的，因为没有劳动力也没有钱，不可能通过市场发展起来，只能靠社会救济。而发展产业不能操之过急。”

现在，“黍苗公益”实地工作的大学生有5位，都毕业于海内外名校，另外还有8位兼职学生远程工作。辜家齐给大家定月薪3000，按照实地进村来进行考勤，因为经常出差跑外勤，他就给自己定半薪，出差旅费都个人垫付。团队工作繁杂，他们忙起来经常每晚只睡三四个小时。有次一个耶鲁建筑系毕业的姑娘开车开到中途，太累了就下车呕吐，吐完回来接着上路。

辜家齐不想自己被塑造成典型，担忧自己被误读成“看到农村悲惨一面而深受震撼”，他反复说自己不是这个意思，但具体是什么意思，他自己也说不好。辜家齐曾在朋友圈分享了一段黄仁宇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新法是一种试验，也是一种奋斗。”同样，“上山下乡”这段尝试的意义于他而言，像在虚无中求曙光。

作为一个典型的成都人，他对物质没什么旺盛欲求，曾经想过在成都街头开家小面馆，开半天歇半天，闲适度日也挺好。作为一个感性的人，他渴求满足自己生命中某种深层次的东西，“名校”“精英”这些过于表面的东西到这里就失效了，“我不想别人觉得我优秀或无私，我所受的赞扬有一部分原因是我天生比农村孩子条件优厚。那些村民，那个村子里的10岁小姑娘，我偶然地看到了，这是我的幸运。”

“我立于深渊旁，但却不跌入其中。”辜家齐很喜欢画家高更说的这句话，“我一开始以为自己的‘深渊’是平庸的美满，现在觉得我虽然没有跌入深渊，却困在了另一个旷远的荒原。”

对于黍苗公益的行动，有人说“太理想主义”，“乡村振兴”前路未知。辜家齐总觉得，“你不能事情难就不去做，不管有没有希望，人总得找个方式跟有悖于自己信念的东西对峙。就像信仰一样，你说它的存在会让你脱离泥沼还是会让你摆脱空虚？不会，但有信仰的人减少了吗？“理想主义”就是对现实的抗争。人活着就应该抗争，不能所有人一起抗争，那就自己抗争。”

有种说法是农村最终会消亡，辜家齐决定在这个过程中做些“抗争”。“即使农村的消亡真的是不可挡洪流，但在这过程中，千千万万跟我们有关的人们，逃脱不了被席卷，裹挟，吞噬的命运，难道我们不该竭尽全力让身边每一个鲜活的生命体，在这一场湮灭当中更加体面一些吗？从大历史进程来看，好像一切都很轻松，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在当下这个片段，我们没办法隔断和我们同样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其他人，没办法假装看不见。”辜家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