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12日是汶川地震十周年纪念日。十年前的那场地震带给中国社会巨大震痛，也暴露了中国社会力量在参与救灾与重建过程中的不足。2008年汶川地震使中国慈善公益行业迎来发展的春天，这一年也被称为中国的“公益元年”。伴随国家和社会加快应急救灾体系建设步伐，社会慈善行业逐渐从十年前的幼稚状态逐渐向成熟过渡。地震十年后，社会慈善组织有怎样的进步与不足？应急救灾体系有怎样的新发展？需要今天的人们去分析总结。

11日上午，国际公益学院、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第三期益论沙龙以“震后十年 中国社会力量的崛起”为主题，邀请国际公益研究院院长、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王行最、绵竹青红社工服务中心主任陈锋、灾区受灾群众代表刘刚均，就汶川震后重建、民间组织发展、灾民心理康复等话题进行了探讨，国际慈善管理EMP、社会创新家创始人、资深公益人宋厚亮主持了本期沙龙。

大众慈善热情日益组织化 

沙龙现场首播了二更传媒的纪录片——《汶川，好久不见》。该片回顾了地震发生后，深圳特警傅伟再次回到曾参与救灾的映秀镇的所见所感，再现了地震中的感人故事。 

国际公益研究院院长、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时任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他从政府角度回顾了地震发生后，政府救灾所面临的救灾部队后勤保障、装备调动、食品供给、组织推进救援等难题。这是政府过去所较少经历的一场巨灾，但是在这样一场救灾中，政府应急救灾机制得到了巨大的创新，如汶川震后仅一个月，党中央一声号召，19个省市“一对一”援建重灾县，30多万援建大军先后奔赴地震灾区。地震之后，中国不断推进应急救灾体制的建设，国家应急管理部的成立也说明这种进步。

他认为，地震调动了全国抗震救灾的热情，在救灾过程中，政府与民间机构、志愿者相互配合，反映出民间力量对政府和其他组织意义重大。十年间，在社会力量的层面，公益慈善组织管理专业化不断提升，将地震所激发出来的大众热情组织起来，从而更专业化地参与到公益救灾中。

他表示：“社会大众的慈善热情应该说正在被各个角度的组织化，我们看到了社会力量的强大，但是也更感受到专业化提升的必要性。”

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时任中国扶贫基金会秘书长王行最也表示，从汶川地震之后，整个社会的公益慈善热情大大提高，这表现在全国社会组织数量增多、公益捐赠规模扩大、公益项目多样、公益活动影响范围更广等许多方面。如2008年，全国社会组织总共大概30万家，现在已经有81万家；2007年，全国公益捐款只有一两百亿，汶川地震之后，突然达到1076亿，虽然之后2009年又跌回到300亿，但是从2010年开始稳定在千亿左右。从几百亿到上千亿的量级变化，说明了整个社会参与公益的热情大大提升。

此外，我国公益组织救灾现在不仅仅限于国内，还积极地投身到国际的救灾领域中。他认为，“这些都反映了这个社会的公民意识，公益意识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心理康复仍需社会服务支撑

绵竹青红社工服务中心主任陈锋2008年尚为云南大学的研究生。汶川地震发生后，他目睹了地震给当地社会带来的伤痛。他分享了地震后参与救灾，并逐渐成立绵竹青红社工服务中心的历程。他表示，灾难让人们有机会看到“生命里的一种连接”，即很多没有血缘关系，也不在一起工作的人，因为共同的命运而连接起来。因为这种感动，他坚持一个草根社会组织要真正地扎根到灾区，和灾区民众一路同行。他特别提到，如今灾区重建在硬件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社会服务体系中，对于心灵康复、残疾灾民生活还缺乏支撑。比如，有人在灾难中丧失了亲人，或者成为残疾人，在家庭功能和自身能力缺失的情况下，他们的心理和生活方面都会有特殊的需求，需要社会化地支持才能走出困境。

灾民代表刘刚均当时为绵竹汉旺的农民，后来被誉为当代“关云长”，2008年还是奥运圣火传递火炬手。他有着同样的感受和看法，他表示在灾难发生后，自己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想到死，觉得生活没有盼头。他认为，身体上创伤的治愈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治疗心灵的创伤可能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需要有非常专业的机构和专业的人士的支持。

陈锋认为，应该特别重视这些人群的社会连接问题，避免他们因伤残而酗酒、吸毒，甚至走向暴力等极端情况的出现。同时，应该通过社会支持体系建设，来让这部分残疾人有再次创造价值的可能性，让他们重新发现自己的价值，重新获得做人的价值。

王振耀表示，心灵问题牵扯到社会服务的各个方面，社会组织需要专业化的知识、技能，也需要一个能把爱心、专业传递给需要者的渠道和平台。汶川地震之后社会组织所经历的，都是未来宝贵的经验。王振耀院长表示，希望把对汶川震后十年的纪念，当做未来十年另外一种救灾恢复与整个社会重建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