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社工不能积极回应时代的挑战，那么社会工作将更难以展现其进步面向。为了集体表达我们的忧虑和不满并且重申进步社会工作的可能性，我们来自亚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社工联合在2018年3月20日国际社会工作日发表以下宣言。

前言

2018年对亚洲各地的进步社会工作者来说，仍然是充满挑战的一年。他们既要守护自己的专业自主位置，又要回应国家规制和社会服务市场化的冲击。倘若社工以至全体公益从业员、服务使用者和大众不能积极回应时代的挑战，那么社会工作将更难以展现其进步面向，反而沦为为不公正社会制度合理化的活塞和既存体制的遮羞布。为了集体表达我们的忧虑和不满并且重申进步社会工作的可能性，继2015年在香港及2017年在台北先后两次举办“亚洲进步社会工作论坛”后，我们联合在2018年3月20日国际社会工作日发表以下宣言。

坚守正义

社会工作与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而亚洲的社会工作者更加从自身行业的历史发展中了解到当中的深义。亚洲国家及地区不论是否已经实行了代议民主，仍然受制于公开或隐藏的权力统治。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各地政府因为冷战的地缘政治，分割为两大阵营，各自实行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在1970-1980年经济「起飞」的时期开始，亚洲各地人民前仆后继地组织反对现行体制的社会运动，并且获得一定的成就。在众多寻求民主参与及社会福祉的社会运动当中，都不难见到进步社工的身影，因为社会工作正是要关注和改变社会的不公正。今天，我们既要借鉴欧美批判的和激进的社会工作理论（Critical and Radical Social Work），以及各种进步社会运动的经验，也要重视和传承我们曾经作出过的集体努力。

过去三十年，在全球资本主义的新形态──新自由主义下，民众的直接参与仍乏善足陈。另一方面，各地政府自先后推行福利市场化、公共事业外包制和私有化，更使得基层大众不能享有社会服务的参与及权利，加剧了贫穷和社会不平等，同时使社会工作陷于异化之中。

在新自由主义国家政策的微细监控下，社会工作专业面对什么挑战呢？ 首先，社工、社会服务及服务对象都完全服膺于一种“照顾管理”的手法及证据为本的逻辑当中；只管强调新管理主义的效果、效率及效能。在这种情形下，“社会工作”已经逐渐被“照顾管理”所取代。虽然“照顾管理”原来只是众多社会工作手法的一种，但现在急速成为了普罗大众理解社会服务的关键概念及提供手法。所有由社工根据他们的价值基础及伦理守则所提供的社会支持，均已经转变为国家认可且按金钱衡量地存在的社会服务。其次，将社会工作者视为外包工人（甚至是看门犬）的社会政策更大行其道。社会工作已经沦为一个权力机关，又或是国家权力的看门犬。这应该是与社会工作原来的理想相距甚远的吧。

从各地的历史经验表明，进步社会工作者促进社群参与、捍卫人权和正义，其实是责无旁贷的。我们不能只满足于成为国家福利体制的一部份，而忘记了我们要服务的对象从来就是基层的大众。作为人民的专业，即使不少社会服务的日常经费已经是来自政府直接或间接的资助，社会工作也必须追求独立自主。

我们相信，大多数同工从事社会服务、委身社会工作，均是希望与基层民众同行，对人的生命和社群的福祉带来积极的改变。社会工作是一项对人类福祉有终极关怀的道德实践，社会工作不但可以帮助人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更要去根除现代社会的不平等和压迫。进步的社会工作必须处理导致人类困苦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及带来希望。但是，新自由主义、管理主义霸权和现行政治体制明显束缚着我们践行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我们高呼：我们不是来担当这种社会工作的！今天的严峻局面再次使我们反省社会工作的使命和社工的角色：

●我们是为基层民众服务的社会工作者，不是协助巩固不合理制度和政策的工具；

●我们坚守社会工作的道德实践，既直接关怀服务使用者的需要，也倡导以集体方式（collective approaches）去挑战不公正的社会政策和措施。

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和台湾

内地

2017年对内地主流社工界而言又是令人振奋的一年：“社会工作”四个字再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全国持证社工超过32.6万人、社工岗位超过31.2万个，某些地区计划提高政府购买经费标准可能带来社工工资的明显提升引发业内一片羡慕和叫好之声。中共十九大报告里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使命，专家学者认为这其中已经包含了对大力社会工作发展的重大需求。 

在形势一片大好的繁荣背后，我们却不得不承认党政主导的社会工作自主性岌岌可危。一些地区的社工机构运营的社区服务中心升级为“党群服务中心”，社工机构成为社会组织党组织建设的一大抓手，社区服务的党建色彩日益浓厚。在行业起步时期一些有政府背景、企业背景或高校背景的人士借专业服务的幌子“开机构赚钱”。这些机构的财务透明度和服务质量饱受业内诟病，其服务规模却不减反增，使得政府购买社工服务可谓权力和资本的游戏。各地社会工作协会声称是社工的娘家，却在社工被无理投诉后，以所谓和谐大局考虑，吊销社工在该地的注册资格——社工作为助人者，其自身面对劳动权益问题时几乎无处求助。曾经，越来越多怀有理想的社工选择离开主流社工行业前往其他NGO。然而，这一两年闭门立法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和《国家安全法》严厉钳制着NGO和社会活动家的社会参与。他们在国家建构的主流社会工作体系中处于不被信任的边缘地位，而难以获得政府资助，要么辛辛苦苦在尚未成熟的公众捐赠环境里四处化缘，要么为获取捐助被迫卷入资本的市场游戏而沦为企业社会责任的装饰。

也许唯一可以庆幸的是，我们还有拒绝同流合污的社工，有在实践中坚持反思国家、父权、资本压迫与社工服务关系的伙伴。我们还记得初学社工时对公平正义社会的想象，我们学着怀疑所谓专业、科学、指标；我们在复杂的社区权力关系中斗智斗勇，我们在经济指标迅速增长的社会里学着做社工，尽管艰难。我们期待着全国32万名持证社工心存对专业自主的信念，越来越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

香港

香港在2017年更换了新特首，亲近权力和财团的取向却半点没有改变。

近年，总开支近6000亿港元的多项基建工程强硬上马，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作为全球最贫富悬殊及楼价高企的亚洲城市，政府持守着万余亿的财政盈余，却不愿意拨款解决医疗、房屋、教育及社会福利等制度问题，更连续两年削减医疗开支。自从2000年相继实行一笔过拨款和服务竞投后，社会工作陷入官僚计划和市场化的双重危机。一套名为“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 ）的管理主义思维和政策开始引入香港主流社会福利机构。管理主义强调量化绩效（如服务质素标准），把服务使用者塑造成消费者（所谓钱跟人走），同时构建起社福界的内部市场，迫使社福机构为合约和客源进行逐底竞争（Race to the Bottom）（如服务竞投）。少数非主流的社会服务在资源匮乏下艰难前行。在政治紧缩的年代，社会福利界今年更要面对推行近18年的“一笔过拨款”的检讨。同工必需团结反对这以新公共管理主义为宗旨，造成政府控制机构、管理层压迫前线同工和服务对象参与乏力的拨款制度。

我们认为三方面的工作均有助于复苏进步的社会工作：首先，在社工教育领域，抗拒淡化社区工作和社会政策的课程内容，反而应在训练中增加宏观实务、结构分析、反压迫和反歧视实务的内容；其次，借鉴1970年代以来西方批判及激进的社会工作的思想资源，有计划地引介该流派的主要文献。最后，组成各种推动进步社会政策和进步社会工作的平台，加强同工和服务使用者以至各种社会运动之间的交流和团结。

澳门

澳门社会工作者在过去两年，面对最大的挑战，应是在参与《社会工作者专业资格认可及注册制度》立法咨询工作中，不同组织的前线社工及社工学生均强烈要求把“社会工作者必须秉持社会正义”的字眼写进未来的社会工作者注册制度中。可是，部分立法会议员和社会人士对社会工作者应秉持“社会正义”的论述，表示不明所以。他们指社会工作是爱心的工作，不要开口“社会正义”，闭口又“社会正义”，更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澳门的社工是否“想学”香港天天上街示威！？

以上的言论反映了部份社会人士完全不理解社会工作的性质，以为社会工作只是讲求爱心的工作，他们眼中的社工应是“帮阿婆过马路”的爱心工作。做社工固然要有爱心，但对社工来说，更重要的如何改变社会，令社会变得更好。就以“帮阿婆过马路”为例，当社工发现婆婆在过马路时遇上困难，除了尽快帮婆婆过马路外，更要思考的是：为什么老人过马路时会遇上困难？会不会是驾驶者的不良驾驶习惯使老人过马路变得不安全；又或者是道路设计有问题，使行人难以过马路。如果是驾驶者的不良驾驶习惯，影响行人，社工可能需要推动社区教育工作，鼓励驾驶者学习良好的驾驶习惯。如果是道路设计有问题，社工可以需要进行政策倡议工作，要求政府部门关注行人过路问题。

以上事例可以说明社会工作者要处理的不光是个人的需要，而是需要思考问题的成因，从而使社会变得更完善。“社会工作者必须秉持社会正义”正是说明了社会工作的特质，我们不只是关怀个别人的需要，而是思考所有引起问题的因素，从而提出改善计划。这正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把“社会正义”写入未来社工注册制度的原因。造成以上对社会工作的误解，以为社工人员只是“做好事”的人，正是澳门社会长期对社会工作者的“刻板印象”。在过去，不论什么类型的机构都只倾向埋首于个人服务的层次。在今天，澳门特区政府受惠于庞大博彩税收益，也增加对非政府机构的资助；这却使非政府机构依赖更强。要摆脱现在的困局，政府应全面检讨资助制度，使福利机构不是政府的“附属组织”。另外，社工组织、社工学生团体，也应该身体力行，加强社区教育，改变大众对社工的刻板印象。我们不是否定个别人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社会工作的终极关怀是社会变革！

台湾

台湾社会工作正在面临多种不同的压迫处境：新自由主义的思维让社会福利产业不停地委托外包，政府责任转嫁给民间团体，公共服务持续商品化而社工服务转向追求绩效却忽略公平正义的初衷，民间社工劳动也走向契约型不稳定就业。台湾世代不正义的社会问题反映在工作机会、劳动条件和年金等社会保障制度上，社会工作的新旧世代也俨然成形。年轻社工正组织社工工会，以劳动者的视野，重新理解社会福利的状况，为社工劳动权益倡议开启基层社工的行动力与开创力；而证照制度下的社工专业主义，向国家及官僚主义靠拢的取向窄化了社会工作的发展与多元性，社会行动与社区基层组织运动难以被关注。在高等教育商品化的推波助澜之下，社工学术界与社会真实处境的鸿沟加大。社会工作社群不管是社工教育、学术研究或是实务操作，目前也难以真实看见台湾民众多元的面貌，例如原住民族、国际移工、气候难民、街头游民、性少数及同志等多元社群的处境，而在婚姻平权等社会议题上甚至部分社工社群倾向保守和压迫的一方。 

台湾进步社会工作重申，社会工作应该要回到基层和社会的层面，要有反思批判更要有组织培力和社会行动的取向。要意识和反思到社会工作者大多是治理精英团体的一员，是国家科层体系行政的末稍与行使社会控制的工具。边缘人群的处境与传统文化不容易被社工看见，社工反而常常是重复生产既有的压迫。社工应该要组织基层民众，看见更多元的社群面貌，也要透过团结社会经济，凝聚人民的力量、促进民主的对话，并透过反压迫、去殖民、组织培力与社会运动等方式追求多元族群的尊严。最后要强调工会的组织与视角，社会工作者以劳动者的身份团结、并以劳动者的位置，跟台湾广大受压迫者结盟并协力前进，一起争取更好的社工劳动条件、更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与有尊严的人民生活。

日本

在2016，以擅长压制著称的安倍晋三政府突然推出一个旨在降低犯罪率，以达至一个“安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计划。据此，律政司颁布了相关的措施细节, 包括建议通过刑事制度, 聘请认可社工 （虽然只是兼职）。可是，认可社工的专业团体竟表示欢迎！表面看来，这建议创造新的社工职位, 但当中真的没有完全问题吗？不少进步及激进的同工及学者却批评, 这种倾向政府的态度, 使到社工变成了检察官的同伴（顾问）。

假如这计划不幸地正式获得通过，将会不知不觉地摧毁社会工作的伦理守则。为什么？ 

首先，建议将不会再保证社会工作者的独立角色；因为社工将要与检察官共同评估疑犯（服务对象）的需要。而且，疑犯的自决将难以保证。检控官可以转介疑犯给社工作为调查的延申。我们不难想象，由于疑犯都会顾虑到机构调查访问的结果，以致不能不出席“不合理”的会面, 他们根本没有选择。

第二，日本的检控单位（包括警方与检控官）因着他们长期拘留的做法及任意检控的决定，早已恶名昭张。新建议将相左于社会工作应持守的倡议功能, 削弱囚犯获释后得到社会支持的机会。

最后，在惩教单位工作的社工理应回应释囚的需要，却因为需要经常向政府当局撰写报告，沦为监视释囚生活态度的国家机器之一。国家权力机关拥有巨大而无间的权力去监控释囚，如果释囚因为不经意逃离康复中心或只因贫穷而干犯店铺盗窃，破坏了之前的承诺，政府当局便运用影响他们的生活选择（如不能酗酒，必须勤力及有规范地工作等）的权力。为什么政府可以如此广泛地介入释囚（人民）的生活呢？社会工作的自主性正是界定社会工作的重要一环。现在的司法正义却已经变成由极权与霸权所把持。

结语

黑暗的尽头就是黎明。但愿我们能心存盼望，明辨方向，继续谨记社会工作的价值就是践行公义、自由、平等与人权。各地的社会工作者唯有与服务对象站在一起，积极参与，反击现行体制和市场管理主义，我们才有望建立以人为本的社会制度，守护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

整理、配图 | 朱若云（图片均来自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