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简报对石祝安进行了采访，看看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的公益行动。

你是如何创建“点亮眼睛”及Mantra的？

石祝安：2010年秋天，我加入了美丽中国的支教项目，在云南当了两年支教老师。当时我教的初一，班上有47名学生，我教他们英语，帮他们准备中考。学校的资源非常贫乏，且地处偏远。从北京乘飞机三个半小时到昆明后，再转乘客车9个小时才能到达位于凤庆的学校。我的学生们都来自农村，需要为求学而付出艰辛努力。

其中，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学校里有许多孩子患有近视眼。我看到学生们眯着眼睛从邻桌那里抄笔记，却没有一个人戴眼镜。在支教的头一年，我发现视力问题给学生们带来了很大困扰，一些成绩非常优秀的学生甚至因此辍学。于是，我决定开展一个简单的项目，直接带眼科医生到学校为每名学生检查视力并配眼镜。

这个项目成功后，我们想不仅限于在这个支教学校开展项目，决定开始机构化发展，筹集资金、整合资源并成立了“点亮眼睛”。后来，我从在波士顿的工作离职后搬来了中国，全心投入到“点亮眼睛”的发展。那时，机构就我和Sam两个人。Sam是我的好朋友，与我一起支教，他也是Mantra的联合创始人。

我们两个人在那儿想如何把“点亮眼睛”发展起来，当时还有一家四川的公司作为捐赠人想与我们合伙。他们有兴趣做善事，也希望借此营销，那是一家举办音乐会的公司，想在音乐会之前展示他们慈善工作的视频。他们承诺捐赠5万美元，并先付了几千美元让我们在几所学校做项目，拍了一大堆宣传片，最后他们拿了所有的摄像素材。

在那年距下一个学期前两个月，我们准备开展双方合伙项目剩余的部分。两个月过去了，我们提交了预算，一切看起来都不错，我们开始发了一个又一个的简讯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预期转账？我们已经开始准备工作了，一切看起来都很好，可以开始了。”他们一直说“下周，下周，我们在等最后批准。”然后在某个时候我们说“嘿，我们下周二就需要这笔钱了，这是我们的截止日期。”周二那天，联系人给我们发了一条短信说：“我们不想和‘点亮眼睛’合作了。祝你们好运。”我们突然就陷入了混乱，因为已经开始了所有的项目准备，而他们已经从我们这里获得了他们需要的所有营销资料，却没有信守承诺。

为了不让项目失败，我们到处找资源，在许多之前都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朋友。虽然挺过来了，但我和Sam决定一定要想办法让“点亮眼睛”在经济上更具可持续性。我们开始寻找社会企业模式，那时在中国还没有类似的模式，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此外，根据我们与中国消费者和朋友们的对话，也得知那些具有社会责任的消费者确实有这样的需求。

你们在云南教书的那个地区有很多近视的孩子没有眼镜，主要是因为家里没钱买眼镜？还是因为家里人觉得没必要，孩子自己也没要求？

石祝安：我们从2012年开始这个项目，并在2014年开始全职工作，这些年来也积累了许多数据。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实际上归结为三个问题。第一，是经济承受力，但实际上是最次要的问题。即使在农村，眼镜也要几百元人民币，在我们支教的地区，家庭普遍极端贫困，几百元意味很多钱。显然，不是每个人都能出去买眼镜。但我们发现另外两个问题实际上是较大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两个问题，才是筹钱去买需要的眼镜。

其一是可及性。假设你在深山里的农村，最近的眼科医生也可能需要坐五六个小时的长途汽车才能找到，而且学生大多数时间都在学校里，父母在别的地方，眼科中心又在另一个地方，协调解决这些问题真的很困难，所以做规范的视力检查几乎是不可能（当然这还得以附近真有眼科医生为前提）。

第三个问题和意识与行为有关。人们往往没有意识到孩子因为视力问题在课堂上看不清楚会影响他们在学校的学习能力。而想到眼镜的人又觉得它们会对学生的眼睛有害，戴了以后会让近视更严重，无法恢复的话更是问题。

你这里提到的主要是老师还是家长？

石祝安：老师和家长都这样认为。

所以我们的项目通过把眼科医生直接带到学校里来解决可及性问题，通过免费赠送眼镜来解决经济负担问题，然后在此之上是做教育工作。我们通过培训每所学校里的志愿者，让他们教育所有班主任和学校里的学生，了解近视戴眼镜的重要性，对他们的未来和成绩有多大影响之类的。还有正确行为有哪些：例如每年都要参加眼科检查，在课堂上看不清楚必须告诉老师和家长。这样即使我们不在那里开展项目时，我们也已经创建了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路径。

所以提高意识至关重要。

石安祝: 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困难的部分，与仅仅提供某些东西相比，提高意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也是我们在2018年里要主攻的部分。我们在提供眼镜这块已经做得很棒了，而且这部分也是整个项目最重要的一部分。如果说这部分做好了基本上可以说完成了整个项目的90%。现在我们正在关注培养意识和行为改变的这部分，这可能才达到50％的程度。我们有基本的材料，也已经看到了良好的结果，但还没达到80％、90％的积极成果。因此，我们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回去完善教育培训课程和教学技巧。

主要在于给培训师们提供培训，从项目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到了400多所学校，提供了超过170,000次眼科检查，配了超过25,000副眼镜。而能够做到这一切其实我们本身在这些学校里做了很少的工作，主要是去培训当地教师或学校护士志愿者来帮协调项目。幸好农村里的人们也用智能手机，我们通过微信管理这些团体，我们与他们协调并与当地医院协调，以确保一切顺利运行。

"点亮眼睛"在中国是否正式注册为非盈利组织？

石安祝: 目前我们正在云南注册地方慈善机构，但同时也与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亚洲慈善学会等组织合作。老实说，我们是通过他们和他们的联系与慷慨，才能在中国开展这些项目。对于在中国的发展目标是这样的：尽管我是外国人，也是创办人，但我不想妨碍“点亮眼睛”的发展，所以，未来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它成为一个完全由中国人拥有的组织。我想，如果要在中国做有意义，有影响力和长期的慈善工作，最好的领导者还是中国人。他们和我比起来终究会有更深的理解。

在创建了一个非盈利组织之后，你又创建了一个社会企业，因为你觉得它在经济上更具可持续性。在帮助目标群体方面，你认为这两种不同形式的组织（非盈利组织和社会企业）的优缺点有哪些？一个纯粹的非营利组织有优势吗？

石安祝: 我们创建了“点亮眼睛”这个非盈利组织，此后，我们开始考虑社会企业模式。Sam和我特别固执地决定创建中国第一家“买一捐一”的眼镜公司。你熟悉“汤姆鞋”吗？他们在2006年于阿根廷和美国之间开始制作这些非常简单的布鞋，你每购买一双“汤姆鞋”，他们就为发展中国家的某个有需要的人捐赠一双新鞋。它创建于2006年，现在是一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

通过了解中国，我们发现中国消费者想要一种更具有社会意识的消费方式。因此，我们决定创建一个具有独特设计的生活品牌，其灵感来自我们的社会使命。这就是Mantra。它是一个成功的营利性企业，我们已经为它找到了投资，有成千的销售和上万的微信粉丝，并且现在正在努力扩张。

两种组织形式的优点和缺点有很多，先向你介绍一下背后的运作机制：我们运营这两个独立的组织是因为这两个组织都有自己独立的发展愿景，并且在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之间始终存在根本的愿景差异。我领导“点亮眼睛”，并保持创始人地位。我是Mantra的联合创始人，但我的联合创始人Sam是Mantra的CEO。我们一块办公，一同谈话，一起计划，但我们分担不同职责，而且我们对于给予和销售尽可能多的眼镜的目标是一致。如果只有一个人不知道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但我信任Sam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多，而且我们一起工作了超过五年。

你觉得社会企业的概念在中国获得了足够的认可吗？

石安祝: 肯定比两三年前好得多。Sam和我刚创建Mantra时，经常见人就开始介绍Mantra。当时大概90％的中国人从没听说过“社会企业”这个词。这些都是内地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中国人。而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追随者，与他们的交流也越来越多，总的来说，社会企业在这里真的开始在发展。

关于对国际趋势的认知，首先在城市开始流行。这些观念在中国农村、县城或其他类似的地方不会经常听到，但是确有很多社会企业出现在县城，例如一些美丽中国的支教者，教了两年，看到了当地的需求，现在开始帮忙出售当地消费者商品来支持家庭，这样他们就不必去打工做体力劳动，而是留在县城里。现在中国出现了很多极富优秀创意的东西。

在中国经营一个非政府组织是非常困难的，就连国内组织也如此，所以作为一个外国人创办一个非政府组织的体验是什么样的呢？

石安祝: 很累也很难。开始几年非常困难，中国的大型捐赠者较少，换句话说，能帮助你发展组织的机构捐赠者少。就我个人而言，语言是一个障碍。然后你也必须克服一个非常复杂的注册系统，每一步都有很多障碍。最大的挑战之一，就“点亮眼睛”而言，就是如何从行政角度发展组织。我们有很多人想要捐赠眼镜或捐钱给孩子买眼镜，但同时也会说“不能把钱用来支持团队”。因为中国组织中出现的丑闻和长期的信任危机导致为团队工资筹集资金以扩大组织继续发展非常难，但我们终归还是需要依靠筹资发展。

也有一些运作良好且令人兴奋的部分。比如，我们与当地政府合作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们也为我们在各自县城工作打开了大门。能够与他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看到了需要，也看到了孩子戴上眼镜后对县里未来发展的可能性，所以会邀请每个县里每所学校的校长来听我们介绍项目，还会与当地卫生部门和医院联系，并帮我们协商医院时间让孩子进行眼科检查。无论如何，在县和地级合作伙伴的机构支持下，我们才能在四百所学校展开项目。

总的来说，人们都非常积极。我们回到了一年前运营的社区，做实地自我评估调查。教师和学生对课堂上的变化都有非常正面的反馈。83％的教师表示认同并会向其他学校推荐“点亮眼睛”项目，90％的小学教师同意这一点。学校的满意度也达到了90％左右。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巨大成功，因为很难让每个人都开心，90％的满意度已相当不错。我们当然想提升到95％，但无论如何这已经是很好的反馈。我们也看到对这个项目的改变。虽然没有基准数据，但有教师认同眼镜对儿童学业有积极影响的数据，以及他们是否鼓励学生在课堂上戴眼镜。这些数据在70％到85％之间，这也很不错。

你提到在中国经营一个非政府组织很累，但你并没有放弃。是什么给你这样的动力？

石安祝: 我在乡下当了两年老师，看到了孩子们的成功与失败，这改变了我。在那之前，我只是一个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孩子，没见过多少世面。对于任何当过老师的人来说，没有什么能比看到学生经过挣扎奋斗后取得成功，而你在其中也有贡献的感觉更棒了。我认为我在“点亮眼睛”做的每一项工作都在强化这一点。如果孩子有近视眼，没有什么能比给他们一副眼镜更有效。它对孩子的行为，考试成绩和未来的影响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比在农村可以做的任何其他项目都更有效。所以我确信我们所做的工作很重要，我也喜欢做这个工作。

你未来的计划是什么？是否考虑过在全国范围内扩展项目，或者觉得只关注眼镜是不够的？

石安祝: 我先说一下Mantra。在2018年，Mantra准备加速发展。对我们来说，这将是决定成败的一年。过去我们只卖太阳镜，但我们刚推出了光学眼镜系列，所以现在通过我们的平台也在销售普通眼镜。我们致力于新设计，更好的设计，品牌重塑以及创造一个能将客户带入社会使命的体验。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能够做到这一点，但我们真的希望在2018年能脱颖而出，然后将其作为继续发展的平台。

对于点亮眼睛，我们已把提供近视眼镜这部分做得很好，可是要如何提高社会认知？在过去，我们专注于在县里的每一所学校工作，在那两三年里为所有学生解决问题，可是我们没有充分考虑一年、三年或五年后会发生什么。我们现在做的工作作为“点亮眼睛”项目的第一步，建设系统、项目、流程，然后将项目交给县里继续，所以随着时间发展，他们对我们的依赖逐渐减少，但对学生的帮助依旧，通过在学校定期进行眼科检查，为贫困线下的孩子提供眼镜补贴，以及继续开展宣传活动。所以我们将在2018年努力推动这项工作。

关于我们项目的拓展方向，现在我们专注于云南，想把这里的所有项目细节搞好以后再把它变成一个样本。我想要做的是把它弄成一本手册，一个程序以及一个计划，让任何人都能开展“点亮眼睛”的项目。在未来，我们可以与四川或青海或其他地方的当地非政府组织合作，提供运行项目的培训并帮助他们获得某些资源。说实话，我们不会是能最终解决这个问题的人，中国太大了，我们无法单独做到。但我们可以找合作伙伴、更大的基金会、政府机构，使项目能在大家的努力下在当地、县、甚至省级自主发展。

你有没有考虑过这种模式是否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

石安祝: 这个我们没有多想过。中国目前已经足够了（笑）。我们已经提供了25,000副眼镜，对于一些国家来说，这已经足以解决问题。对我们来说，这只为云南省起了一丁点儿作用。解决中国的问题可能就要我们一辈子，所以目前还没有雄心壮志向外扩展到其他国家，尽管这种需求肯定存在。

你的个人职业规划是什么？是否会一辈子留在中国解决这个问题？

石安祝: 我的长期目标是让点亮眼睛成为一个完全中国的机构。我想找到一个能干的领导团队和长期支持者，然后我以顾问的身份继续提供支持。

在过去的五年里有没有发生一些让你深受感慨的事情？能和我们分享一些么？

石安祝: 和孩子们开始聊天会有些困难，因为他们真的很害羞。但是当你开始问一些有关他们生活的问题，比如来自哪里，眼睛看得清楚或模糊的世界是怎样的，答案都能令人感慨。最让我感动的故事可能是大约两年前在龙陵县工作的时候。那时有个六年级的女孩，英文名叫莎莉。她是个好孩子，在课堂上是个好学生，她长大后想当一名教师或医生，想帮助别人。但即使是六年级学生，她已经体会了最艰难的生活：当她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因病去世，妈妈再婚离开了小镇，把她交给了从没打算好好照顾莎莉的姨妈。

所以，她知道自己对姨妈而言是一种负担，虽然她还很小但已经非常明白自己生命中发生了什么。她在学校非常努力，但在五年级末六年级初时开始视力模糊，她知道她的眼睛出现问题了。她惊慌失措，她知道姨妈已经承担了照顾她的重担，所以不敢提买眼镜的事。她不想去问，所以就只想着继续埋头努力学习，尽管视力日复一日地变差，到中学时候就只会变得更糟。

正好那一年我们来到她的学校，带来了眼科医生，进行了眼科检查，并给了莎莉她需要的眼镜，现在她已经初一了，学习很棒。这可能彻底改变了她所处的生活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