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却能决定如何让一个普通人认识一块土地。
| 为公园建立解说系统
2015 年，王原创办了新生态工作室，他是安徽师范大学国土资源与旅游学院的副教授，刘懿是他的合伙人。这间工作室做的事情细致而陌生：为公园建立解说系统。“解说系统规划早已成为美国国家公园的核心，但在国内，尽管‘国家公园’成了这两年的热词，‘解说’仍是一个相对陌生的领域。说到底，我们还没学会如何描述我们和自然的关系。”刘懿说。
他向我们描述他在贵阳一处溶洞的经历：洞内装饰了五彩射灯，导游指点人们顺着某个特殊的角度观看石笋、溶芽，“你看那个像不像猪八戒？看出来了没有！”又有浙江省雁荡山风景区专门开辟了“夜游”路线，导游用激光笔勾出山的轮廓，一样是用拟人化的方式去介绍这些自然风貌。
刘懿不认同“移步换景”这种国内导游的常见套路。“我们似乎对这套‘园林’式的导游词麻木了，硬是要拟人化，牵强附会某个神话传说。但一个溶洞的石笋、溶芽究竟如何演化，我们在国内看不到。”
可以与之对比的是日本富士山溶洞的参观安排。访客需要提前预约，以便控制人数。进入溶洞后每人配备一个探头，在黑暗中观察溶洞。刘懿的一位朋友曾用了数小时才看完，“我相信在那之后，他的脑子里不会出现‘千姿百态’这样的形容词。”
“我们正在经历一股‘造园热’”，刘懿还记得 2013 年底中国第一次提到推动建立国家公园制度时的兴奋，“之后 2015 年《美国国家地理》有一篇文章，标题就是 How National Parks tell our story and show who we are? 这一次，我们的国家公园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可以让人们知道我们是谁吗？”
2015 年，习近平访美期间，国家发改委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签署了《关于开展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国家公园”成为热词。去年 9 月 26 日，《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正式发布，公布了十大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包括三江源、大熊猫（四川、甘肃、陕西）、东北虎豹、湖北神农架、浙江钱江源、湖南南山、福建武夷山、北京长城、云南普达措和祁连山。
这股造园热同样影响了地方政府，最近新生态工作室的许多项目来自贵阳，这座城市正在打造“千园之城”——计划到 2020 年，整座城市的大、中、小、微型公园的数量达到 1000 个，从大的城市公园到小型的社区公园、城市绿地，最终呈现“300 米见绿、500 米见园”。
“我们的建设总像是一场‘运动’”，王原有些无奈，这种拼凑数字式的“运动式造园”有些荒谬。“从重视生态的角度看，这当然是好事，也给我们这样的工作室提供了机会。但建这么多公园到底是为了什么？”
| 王原和刘懿的理想状态，是让人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
新生态工作室在苏州同里国家湿地公园的项目中第一次尝试了对解说系统的规划，他们与台湾永续游憩工作室合作，梳理了三条脉络，湿地的生物多样性是其一。他们做了一次名为“大树之家”的课程，把一棵树看作一间“旅馆”，从地下到地表、树根、树干、树冠，不同生物栖息于此，它们相互之间存在关联。
“这个点子并不是我们原创，我们借用了国外的一些概念，第一次在国内试着落地。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不要停留在认识生物本身，知道这片湿地有 100 多种鸟并没有多了不起。这些生物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如何为其他物种所吸引，这其中传递出的‘关系’才是我们想讲的故事。”
“如今我们提‘湿地保护’总是很干瘪，大众教育里，这成了毋庸置疑的政治正确，似乎先天如此。但其实这片湿地的保护是很晚近的概念。”
解放前，血吸虫阴影下的湿地是片“禁区”。“提到它，没有人会想到要保护，只有恐慌”。之后全国范围的治理开始“填”沼泽、种树。五六十年代同里的湿地几乎被全部填满，这又破坏了湿地的净化功能，洪灾泛滥随之而来。新生态在同里国家湿地公园的科普馆内讲述这段演变历程，刘懿称，这是整个江南地区的缩影，人们学习如何与自然相处。
工作室在同里调研的第一站是在景区内。“你可以想象出来景区游船的样子，江南风格、红灯笼、刷得古色古香，导游告诉你如何移步换景，偶尔掺杂一些对自然的讲解。”王原和刘懿对这样的解说失望，干脆从景区退出来，走到附近的村子。
他们遇到了一位姓凌的当地人，后者将他们引到一户已经废弃的传统民居，里面还能看到竹制的各类生产生活资料。如今，大部分同里人已经拆掉了老房子盖新式洋楼。凌大叔开着自家的船在村里兜了一圈，演示起自制的捕鱼工具“地笼”——一种鱼可以游进却不能轻易逃出的网兜。“其实这是非法的，但这才是真实存在的水乡，很幸运遇到了他。”他们还在这里找到了村里造船的人家，回忆以前每条船下水的仪式，刷油、放鞭炮、祈福。
凭借这些细节，他们得以把“水乡”这个抽象的概念变得可触摸。刘懿称，这算是为一片湿地和一个地方撰写“乡村志”。
同里国家湿地公园园方也对这些细节感兴趣，包括对生物多样性和“水乡人家”概念的梳理。前者让园方了解自己拥有的珍稀物种，后者则是旅游。“他们觉得这些东西背后的确可以给旅游开辟新思路，‘农家乐’的吃吃喝喝背后还可以有一些文化的东西。”
这往往是新生态工作室必须面对的现实：尽管他们希望多一些机会促进人们对于一个陌生环境的了解，但推动这一切发生的还是发展旅游业的热情。
在国内，这股热情总是最先从硬体建设开始。新生态工作室参与了许多湿地公园的设计，解说向来后置，刘懿解释这与公园的验收标准有关。根据 2010 年国家林业局推行的《国家湿地公园验收办法（试行）》，要求“科普宣教设施设备完善、宣传内容和宣传材料丰富，形式多样，展示、解说体系建设科学完备”。“标准里强调要有硬体设施，那么就先建一栋房子，作为科普馆，挂上一排 A3 大小的展板，内容就算是有了。一旦验收结束，许多‘科普馆’就此空置。”
“我们有点像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解说系统是自然教育的一部分，有什么用的解说系统，就会教育出什么样的公众。”刘懿举例近年来火爆的“萤火虫展”，“生态旅游里确实有‘夜观’这一类，观察夜行的昆虫、蛙类、猫头鹰或是蛇类，但需要有专业人士带队，指导人们与被观察对象保持距离。在这些萤火虫展中，游客为了看到或是拍到萤火虫不断拍打草丛，许多旅游机构会短视地把资源消耗掉。”
有的时候，新生态工作室需要介绍的除了自然环境中各个物种之间的关联以外，还会着力回溯历史。
他们在宁夏参与了沙坡头自然保护区的科普宣教资源评估，回溯了这片保护区的由来。五十年代，为了防治荒漠化，以保护包兰铁路和之后的银兰公路不受影响，铁道部和林业部派出专家用麦草方格沙生植物种起了固沙防风林。“人们提到‘自然保护区’时，仍是相对封闭的概念，守好，把农业赶出去，不让开发进来。这种保护的效果就像是让大家都意识不到它的存在，但其实它和我们是密切关联的。”
去年底，工作室在贵阳黔灵动物园举办了一次特展，主角是华南虎。三十多年前，黔灵动物园是全国首个也是全球最大的华南虎人工繁殖基地。目前，全国城市动物园内的华南虎 80% 都是贵阳笼养华南虎的后裔。但到了九十年代，这里最后一只华南虎死亡。“很多人，甚至本地人都不了解这段历史，有的可能听说这里有个动物园，狮虎馆一副破败的样子。”
这次特展就在这个废弃的狮虎馆中举行，回顾了 1958～2016 年华南虎和这座动物园的历史。六十年代园方从铜仁、威宁、毕节等地收购了 12 只野生华南虎，建立起人工繁殖基地。之后的二十多年间共繁殖了 24 胎，产仔 61 只，其中 33 只被送往北京、上海、重庆、合肥、佳木斯、鞍山、大连、遵义等 14 个省市及朝鲜、苏丹等国的动物园饲养，“换回”了许多其他动物园的动物。
七十年代成了这间动物园最辉煌的时候。退休的动物园主任杨仔村曾在一次采访中回忆，1981 年，他们将一只华南虎送到了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换回了包括马鹿、麋鹿、狍子、豆雁、猞狸在内的 20 多种动物，“足足装了一个火车皮”。
第一批人工繁育的华南虎威风凛凛，之后的几批却由于近亲繁殖不断退化，1983 年，黔灵山动物园仅剩下 6 只华南虎。即便 1993 年园方为了改善繁育条件新建了狮虎馆，也没能改变颓势。到了 2005 年，人工繁育的华南虎竟然从这个最早的输出地消失了。
刘懿和王原找到已经退休的动物园饲养员，他们还能叫得出每个动物的名字，“他们的办公室还保留着很多五六十年代到后来的图片资料，我记得有一张拍的是动物园最后一只大熊猫生病，市民们排队来探望。”
人们通过这次特展得以进入动物园的“后台”，参观当初华南虎的生存环境，虎舍、低矮的拱门、运输笼、洗澡台、方形食槽、污水排放口，以及地上存留的当初为了收集虎尿以制药的细槽。
“其实现在想起来是很简陋的一次展览，当时头脑发热和业主提议办展，想让大家感受下昔日华南虎的场地。2016 年黔灵山动物园重新开园（当年元旦闭园进行改造升级，直到十一恢复开园），人山人海。我们碰到一位父亲，指着展览对自己孩子说当年他就是站在这里看老虎的。”
“我们好像总是很迅速地翻篇，一味求新”，刘懿告诉《好奇心日报》，“很少有公园是从零开始的。”
1968 年，纽约动物学会会长 William G. Conway 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我”和一位名叫“M"的人争论不休，值不值得为牛蛙做一次展览？为什么动物园更愿意重金购买珍稀动物，却无法讲述这个生活在许多家庭后院水塘的“邻居”的故事？是认为牛蛙太常见没有讨论的必要，还是除了“吃起来味道还不错”以外，人们对它一无所知？
借 M 之口，作者讽刺了美国造园者全面匮乏的想象力。他们买来珍稀动物，却无视其生境，把猩猩关进混凝土建造、贴满瓷砖的“中世纪深坑”中，并认为这就完成了“保护”。动物园甚至成了建筑师的名利场，园方乐意为他们的“纪念碑”买单。
半个世纪后，中国的造园者仍在面对同样的问题。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动物园工作者的睡前故事”，但刘懿告诉我们，它可以算是所有公园从业者的圣经，“我们还在摸索怎么说好公园的故事。”不过这似乎是个非常长远的目标，眼下新生态工作室需要考虑的问题其实非常细微——如何让甲方明白自己并不是一个物料供应商。
他们用玻璃材料为贵阳一家森林公园设计了总体导览标示牌，在结算时却傻了眼，按照当地政府的采购习惯，园方只能按照标示牌的材料制作成本来付费。“前期的调研、内容设计都不算数，突然之间，我们像是成了一个卖标示牌的公司”。
刘懿解释，美国的解说系统把标示牌视为“路边的展览”（Wayside Exhibits），既讲求科学性，同样注意作为“微型展览”所能传达的效果，甚至针对不同年龄的观众设置不同高度、互动性的标示牌，“这种对标示牌的态度是在建立人与地方的联系”。
但在国内，解说系统规划与设计才刚起步，人们还没有为设计付费的概念。传统导游图的制作是由园方发包给广告公司，印几万份，收取的是印刷费。园方提供基本的导游图、介绍词，“‘排版’是广告公司送的，拼凑出来，可以说没有‘设计’可言”。
标示牌的制作同样如此，新生态工作室的一位成员是常州一间标识系统制作公司的老板，他还记得曾经他们为公园做的标牌成了“笑话”，“有个英语老师来逛公园，拍了一圈照片发上网，发现所有的英文都是错的。我们标牌的制作工艺再精良也没用。”
最近，新生态工作室参与了国家公园试点之一的三江源国家公园的解说设计，还在初始阶段。
“有人觉得我们是做标示牌的，有人觉得我们是写导游词的，有人觉得我们是开发旅游线路的，有人觉得我们是学者，有人觉得我们是农民工，一会儿要去学校讲课，一会儿要去施工现场和工人们吵架”，王原称他们还在摸索，“我觉得我们所做的是在挖掘人们对一座城市、一片土地的好奇心。”
文章来源: 好奇心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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