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还没有任何一个关于性向的理论得到生物或医学界的广泛共识，但的确有比较多的研究证据，显示性倾向的“非社会性因素”；相对的，主张性倾向是后天或社会性因素的论点，缺乏有力证据。

当了解目前的科学研究进展后，我们可以暂时搁置性向起源的辩论，把焦点转向辩论的起源。我认为只有站在反同志的立场，才会对同志的性向提出各种质疑，“同性恋是先天或后天”也是一个从反同志立场出发的提问。

每当同性恋争取权益，总有人认为同性恋并非人类天性。在美国，反同人士常主张同性恋是一种“后天发展”的个人行为或“生活风格”（lifestyle），而非同性恋者所宣称的“天生如此”（born this way）。近年台湾同性婚姻合法化、性倾向扭转治疗、性别平等教育争议，也常出现类似论点。

反同人士主张同志不是天生的，所以要改变的应是同性恋的行为，而不是反过来，要求社会大众和法律改变对待同志的方式。相对的，支持同志平权者倾向主张同性恋是天生自然的，所以社会不该排挤同志，国家也应该肯认同性恋的完整公民权，改善歧视问题。

为何要问“同性恋是先天或后天”？

我们为什么要问“同性恋是先天或后天”这个问题？如果科学可以确认同性恋是先天或后天的，又会如何改变（或不改变）我们看待同性恋的方式？

科学研究固然提供我们知识资源，但人们也可能引用同样的科学知识，做出完全不同的诠释，并为完全相反的立场辩护。让我们暂时假设生物学家已经发现特定的基因决定性向，挺同者可能会借此主张说同性恋是自然天生，所以应该尊重、保障；但反同者也可能说那是少数基因问题，甚至建议对胎儿基因筛检，发展同性恋的基因治疗。

又或者，让我们假设科学家已经证明性向完全是后天习得或环境影响，挺同者可以说要正面拥抱人类文化的多元差异和发展，而不是强迫所有人只能长成异性恋。然而，反同者也可能更积极主张，从幼儿教育就严厉检查、排除所有导致同性恋的因子，已经长成同志的也要积极“矫正”。

事实上，具有基督教背景的组织，像是“走出埃及全球联盟”，早已在全世界各地推动同性恋治疗，在台湾也有类似的组织。最近，“卫福部”预告将禁止“性倾向扭转治疗”后，反同组织强烈抗议，屡屡召开记者会，密集投诉抗议“卫福部”。他们的立论就是同性恋是后天形成的，而且应该被矫正治疗。

因此，“同性恋是先天或后天”的提问，其实只是挺同或反同的争议延伸，不是这个争议的解答。

进一步思考“同性恋是先天或后天”这个提问，有三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首先，性向先天和后天的区别跟基本人权的关系是什么？是否我们必须证明一个人类特质是百分之百自然天生，社会才能给予尊重和保障？但什么是“自然天生”──宗教信仰是自然的吗？用脸书表达意见、打卡按赞是自然的吗？如果宗教、言论、族群认同的“天生自然”都难以论证，“天生自然”也不是主张人权或法律保障的必要条件，又为何要先证明同性恋是天生自然的，才能讨论社会是否应该平等对待同志？

其次，当反同者质疑同性恋是“后天的”，他们的潜台词其实是：“异性恋是唯一天生自然的人类性向。”相对的，当挺同者主张同性恋是“天生的”，他们并没有因此认为异性恋是后天的或不正常的，更不会主张国家、社会排除异性恋的权益。显然，两者传达的信息并不对等。

第三，延续前论点，“同性恋是先天或后天”的提问是把同性恋“问题化”，也就是把同性恋当成一个有问题的对象，同时将异性恋看作是毋庸置疑的自然状态，所以光是这个提问本身就有预设立场。一个更中立或更符合科学精神的提问应该是：“性向是天生或后天的吗？”如果我们要问同性恋是不是天生的，也应当一并追问：异性恋是不是天生的？

人文与社会科学：跨越历史、文化的多元性别

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已从不同面向，回答过人类性倾向的起源问题。举例来说，历史学者 Jonathan Ned Katz 检视西欧和北美历史，发现异性恋和同性恋的概念到19世纪末才被医学发明的。当时医生认为追求性欲满足，但没有繁衍目的同性性行为不是正规的性，“同性恋”的欲望还一度被归类为精神疾病。同样的，Michel Foucault 在他的名著《性史》也指出：过去欧洲史有很多同性性行为的纪录，但一直到近代“同性恋”的身份才被创造出来，并归类为一群有问题的人。

从历史学者的角度看来，尽管异性和同性的性行为都存在于人类历史，但异性恋和同性恋的性向身份在西方（西欧、北美）却是近代发明的概念。然而，随着历史发展，异性恋逐渐正常化了，同性恋则变成有问题的比较对象，两者所享有的法律对待也截然不同。虽然这只是最近一百多年的历史发展，但当代的人们已经难以想像在异性恋、同性恋身份还没被发明的之前的社会，当时性向不是法律差异对待的理由，更遑论辩论性向先天或后天的问题。

人类学研究也显示，世界各地对于性别、性向的分类，乃至于亲属关系的安排，具有极大的文化差异。人类学家进行跨文化的比较，强调多元性别和多元成家，本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自然状态。2004年，美国总统主张一夫一妻入宪时，美国人类学学会也曾发布声明反驳，主张多元成家是人类文明的常态，“一夫一妻”只是其中一种版本，但绝对不是唯一的正常版本。对于人类学家来说，多元性别与性向是人类文明的事实，问题在于社会如何对待多元性别与性向。

精神医学：同性恋没有比较不正常

美国精神医学学会和美国心理学会从1970年代开始，就清楚主张同性恋不是一种疾病。在2008年，面对性倾向扭转治疗的争议，美国心理学会和12个相关组织，超过48万名心理专业人员，立场一致主张：“同性恋不是一个精神疾病，不需要也不能够被‘治疗’。”

世界卫生组织也在1990年代初，将同性恋从疾病分类中移除。美国心理学在2008年也出版了一个小手册《解答你的问题：深入理解性倾向和同性恋》指出：“美国所有主流医学和精神健康组织得出结论：这些性倾向是人类生活经验的自然形式，而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和双性恋关系都是人类关系的自然形式。”

严格说来，当代医学专业组织不再将同性恋视为疾病，并不等于在科学上直接主张同性恋是天生或后天的，但我们至少可以保守地结论：当代医学共识认为同性恋不是一种病，同性恋相对于异性恋也没有比较不正常。这个论点意味着：我们不能也不该以同性恋的性向为理由，合理化任何歧视性的差异对待。

生物学：基因迷思与科学误用

医学和生物学学者们，提出各种不同假说，从基因、大脑、荷尔蒙、生物演化、出生顺序等因素，解释人类性向的起源。研究者可以指出一些生物性的关联，但仍无法推论到单一的生物性因素决定性向。举例来说，1993年遗传学家 Dean Hamer 的研究主张在X染色体有一个特定区段跟性向表现有高度关连，2015年 Alan Sanders 发表的大型研究也再次呼应他的观点。

然而，Hamer和Sanders都认为社会大众讨论“同志基因”时严重简化基因科学的复杂性。他们强调人类生物特征是由多重因素共构而成，而不是单一个基因决定，例如科学家也无法证明头发和眼睛的颜色是任何单一基因决定。因此，他们的研究一方面强调性倾向与特定基因区域的关连，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负责任地说这个生物关连性无法推论到主张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同志基因”。然而，尽管他们费心解释科学研究，反同人士还是常把他们的论点简化成“没有同志基因”，接着推论同性恋完全是后天选择的行为。

也有研究者比对相同基因的同卵双胞胎，若其中一位为同性恋，在统计上另一位是同性恋的比例也偏高。然而，如果基因可以完全决定性向，基因相同的双胞胎应该都是异性恋或同性恋才对，而不该出现性向不同的状况。如同前述基因研究的问题，大众讨论里过度简化了双胞胎研究：挺同者容易预设有某个同志基因的存在，等着科学家进一步指认，揭露性向天生的全貌；但反同者也会用同样的研究，推论基因并不是同性恋的成因，所以才会出现性向不同的同卵双胞胎。也有学者认为真正的关键在于怀孕时，胎儿对于子宫内的贺尔蒙产生不同的反应，所以即便基因相同的双胞胎，体质反应也未必完全一致。

此外，也有生物学家记录许多动物的同性性行为与伴侣关系。如果我们正视各类生物中的多元性别与性向，我们将不得不回过头来质疑：当讨论人类性别与性向时，我们到底根据什么预设异性恋才是唯一“自然”、“正常”的状态？这样的预设是否只是不假思索的社会偏见？

2016年科学期刊《公共利益心理科学》出版了一篇关于性倾向的研究文献回顾，结论指出：尽管还没有任何一个关于性向的理论得到生物或医学界的广泛共识，但的确有比较多的研究证据，显示性倾向的“非社会性因素”；相对的，主张性倾向是后天或社会性因素的论点，缺乏有力证据。这个结论提醒我们，尽管目前科学证据无法从任何单一生物证据主张性向是完全天生的，这不代表我们就可以直接推论性向是完全后天的。

换句话说，“先天论”和“后天论”应该视为两个不同的论证，当其中一个不完全成立，或暂时无法证明完全成立，不代表另一个论点就可以直接成立。就像在演化论和创世论的辩论中，生物学家虽然只能用间接的化石证据支持其演化理论，不能直接观察从猿猴变成人类，但我们不该就此推论因为缺乏直接证据，所以上帝造人的创世论一定是真实的，主张创世论的宗教人士仍需要提出支持的证据。

同样的，因为现阶段科学研究的局限，我们目前虽无法证明性向是完全先天的，但不代表我们就可以直接推论性向是完全后天形成的。主张同性恋是后天的反同者必须提出证据支持他们论点，但目前为止相关的研究和证据都严重缺乏。

去年还有另一篇由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者发表的性向与科学文献回顾，这篇文章经常被反同婚人士用来宣称科学研究显示同性恋不是天生的，基督教网路传媒《风向新闻》也曾用耸动的标题“最新！没有科学证据显示同性恋是天生的”报导这份研究。然而，这篇论文非但没有经过学术同侪审查，且出版在保守宗教智库赞助的刊物，作者对于文献的选取和诠释也受到严厉批评。

尽管如此，该篇文献回顾的作者也是主张：“有些人以为性倾向是一种人类天生、固定、生物性的特征，亦即认为不论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都是生来如此，但并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支持这样的说法。”即便是这份反同人士经常引用的论文，作者们也同意前一篇论文的见解：根据目前的科学研究，我们还无法证明任何性倾向(包含异性恋、同性恋、双性恋)是纯粹天生自然的。遗憾的是，当反同人士提到这篇论文时，往往一味强调“同性恋不是天生的”，这若不是预设偏见造成的误读，便是刻意操作的误导手法。

科学研究与社会沟通

从人类学的观点来说，人类其实是生物和社会的复合体，每个人都有先天的生物体质，也有后天的文化社会经验，两者不断互动，而且无法完全分开。每个人都是自然天生的，同时也受到后天影响，不断自我改造。

因此，“先天或后天”提问根本是一个过度简化，而且是没有建设性的二元对立思考。这个观点呼应前述“同志基因”的讨论，当人们听得不到一个一刀毙命的答案，又要坚持先天、后天的二元对立框架，然后选择性地诠释科学研究，结果就是没完没了的辩论。

当生物和医学研究者坦诚地说，我们的科学证据有限，目前无法找到一个决定性向的基因，甚至认为在理论上，单一的决定性基因可能根本就不存在。他们在知识上的谦卑，绝对不该被曲解为“同性恋是后天”的结论。

尽管如此，人们诠释、使用科学研究的方式却可能充满了偏见。举例来说，反同者的脸书社群“家长性平教育讨论专页”流传着一份资料：“各大心理学研究报告都在告诉我们：【‘学习环境’会引导并影响孩子的性向与性格的走向发展。】”这个说法完全不符合目前的科学证据，文章引用的资料只是一篇来源不明的摘要翻译，文中提及的研究不但无从查证，而且全文也没有强调学习环境是性向的决定性因素。从这个例子看来，反同人士不但用他们的偏见曲解严谨的科学研究，甚至会主动虚构专业知识。

尽管不同立场的人都有表达意见的言论自由，民主社会也应该鼓励不同的观点的平等交流，但言论自由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多元观点的沟通，让不同立场的人可以共同促进社会发展。然而，若为了辩论胜负，恶意散播错误的信息，不但无助于社会沟通，更会加深对立与误解。

另一方面，许多同志会觉得他们的性倾向是天生自然的。从主观经验来说，不论异性恋或同性恋都感觉自己的性向是天生自然的，而非后天影响。对同志说他们的性向不是天生自然的，等于否定他们的自我认同，并再次把异性恋的认同强加在他们个人身上。绝大多数同志都是在以异性恋为主的教育和社会中长大，从他们的经验来说，如果性向可以被后天影响，他们都应该要长成异性恋才合理。

同样的，从世界各地许多实际的案例来看，大多数在同志家庭长大的孩子也都长成异性恋，而不会因为同志家庭的耳濡目染而普遍长成同性恋。对于同志和同志家庭的孩子来说，不管长成同性恋或异性恋都被主观认为天生自然，而非受到外力影响。况且，如果性向是后天影响的，我们似乎也可以反问许多异性恋是否因为长年的社会常规、异性恋教育，才会“害得”他们长成异性恋？

科学的误用：为了反同，不惜反智

当科学被引用来讨论社会争议时，人们会因为特定立场，想要相信某一件事情是真实的，这个“想要相信”的欲望阻碍我们平实地理解学术研究，尤其当科学知识有所局限时，人们会沿着各自的欲望“超译”现有的研究成果。这也是为什么在大众讨论中，部分挺同和反同人士都会为了辩论效果，直接宣称科学证明同性恋是先天或后天的。

当了解目前的科学研究进展后，我们可以暂时搁置性向起源的辩论，把焦点转向辩论的起源。我认为只有站在反同志的立场，才会对同志的性向提出各种质疑，“同性恋是先天或后天”也是一个从反同志立场出发的提问。反同者不但质疑同性恋不是天生的，并把回答问题的责任都推给同志，要求同志证明他们在科学上是百分之百完整、自然的人，在个人行为上也没有逾越任何社会常规。

反同者不仅是设定问题的人，而且也是裁判答案的人。他们不只质疑同性恋的性向不是天生的，而且用极高的标准检视反驳的支持同志证据。当学界还有人认为没有研究共识或没有绝对证据证明同性恋是天生的，反同人士就会立刻推到他们想要相信的结论：“同性恋是后天的”，并同时正当化社会对于同性恋的差异对待。

我很悲观地认为，反同和挺同的学术研究辩论永远都不会停止。在同志婚姻的辩论中，不论有再多研究报告、再多大型专业学会联合声明支持同志权益，反同人士都会刻意忽略，然后强调也有其他专家提出不同意见。然而，我们不可能等待到世界上每一位学者、每一份研究报告都明确支持同志权益之后，才认为同志应该被平等对待。因为这样的要求是荒谬的，但反同者就是主张这样荒谬性，不断延宕同志争取的社会平等。

举例来说，近日《风向新闻》引用多位许多美国社会学家研究反对同志婚姻和亲职，但事实上美国社会学学会在2015年曾向美国最高法院提供专业意见书，明确支持婚姻平权，也认为同志家庭适合教养孩子。在这份意见书当中，该学会也严厉谴责反同团体一再恶意曲解或断章取义严谨的学术研究，阻碍科学知识促进社会沟通。

此外，反同者还会成立名称貌似专业学会的反同组织，或直接赞助研究，发表在宗教团体出版的期刊，制造学术共识的假象，加深挺同与反同群众之间误解与对立。然而，每当反同者提出一个来源不明或断章取义的学术研究反对同志人权，挺同者就必须不断找出原始资料来源或更具有公信力的学术观点反驳。

反同的信息文章普遍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会诉诸来源不清的研究或可疑的论证前提。如果反同文章有注明研究来源，继续追踪下去会发现那些研究往往缺乏学术公信力，或引用的资料被断章取义、扭曲诠释。举例来说，美国犹他州立大学Lisa Diamond教授就曾直接指出，同性恋研究及治疗全国协会恶意扭曲她的研究，误称她的研究证明了性向可以被治疗。但事实上，她认为“性倾向扭转治疗”对同志个人的精神健康是非常有害的，亦不认为性倾向可以或需要治疗。遗憾的是，她的研究被扭曲引用后，如同谣言般到处散播，至今仍一再被反同人士引用。

反同者为了反同，不惜反智，当恶意制造、散播错误的信息弥漫流散，社会沟通就更加困难，性别的社会正义就会继续延迟推后。这是一个不公平的舆论对抗，反同者永远不必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只要反对的语言够耸动，就可以在媒体上制造话题，动员立场保守或知识资源较不充分的民众。这是在强化社会对立，而不是促进社会沟通。相对的，挺同者不论花再多力气、小心翼翼提出各种反驳证据，误导性的反同信息依然在网路上继续流传，仿佛仇恨对立的种子不断散播滋生。

结论：拒绝“同性恋是先天或后天”的问题

“同性恋是先天或后天”的提问本身具有多重的问题。首先，人类特质的先天与后天界线其实是模糊的。在科学上要证明人类特质的纯粹“先天或后天”也是非常困难的，但反同者正好就是利用了这个困难处，一再主张“同性恋不是天生的”，进而否定同志争取的平权。

其次，尽管根据目前的科学证据，我们无法说人类性向（包含异性恋）是百分之百天生的，但仍有比较多的研究证据指向生理体质因素。此外，无法证明性向是纯粹天生的，绝对不等于性向就是后天的；事实上，性向后天的科学证据是相当缺乏的。反同者曲解严肃的科学研究，一再主张同性恋是后天的，甚至是一种可以治疗的病症，这是恶意的扭曲，严重误导社会沟通。

最后，我要再次强调的是，“同性恋是先天或后天”的提问预设了“同性恋”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异性恋则是毋庸置疑的自然状态；这是在问题当中置入偏见，暗示同性恋跟异性恋不是对等的人。一旦我们尝试回答这个问题，就等于落入反同的思考框架，及其预设的偏见。因此，我们应该一开始就要拒绝“同性恋是先天或后天”的问题，而不是让这种偏见性的问题，绑架我们对于社会正义的思考与沟通。

整理、配图 | 朱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