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底召开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红基会”）理事会上，公布了一年的成绩：年度收入5.7亿元，同比增长18%，互联网捐赠笔数增加了近5倍，并且首次实现了白血病救助的“当年求助、当年救助”，国际援助行动的活跃也是本年度亮点。

本报记者借此采访了中国红基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孙硕鹏，对2017年的成绩，孙硕鹏很自信也很坚定，同时也不避讳存在的挑战和问题，谈到了内部管理改革、国际红十字运动成员责任、人道服务供给优化、聚焦主责主业…新时代给了基金会发展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红基会就用这挑战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走出去”与搭建平台

《公益时报》：2017年中国红基会在援外项目上更加活跃，除了巴基斯坦、非洲、东南亚，还前往阿富汗、叙利亚等武装冲突地区进行援助，我们怎样保障项目安全、顺利进行?与其他公益机构相比优势在哪里?

孙硕鹏：“走出去”是红十字组织的特殊性质决定的。我们需要履行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以下简称国际红十字运动）成员的职责和义务。此前，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部署，红基会也曾参与过菲律宾“海燕”台风灾区、缅北克钦地区、尼泊尔地震灾区等地的救援行动，2017年成立丝路博爱基金后，国际援助开始纳入常态化资助轨道。

国际红十字运动成员的身份，也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红十字运动七项基本原则中包括中立、独立原则，《日内瓦公约》给予了红十字组织在武装冲突地区开展人道工作的中立地位，这是我们能够前往交战地区的基本前提。这是一个根本制度保障。在阿富汗出外进行患儿筛查时，使馆人员曾问我们穿不穿防弹背心，我说“红十字的马甲就是防弹背心”。

同时，保障援外项目顺利进行必须要依靠受援国红会。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工作状态、能力我们都有了解，红十字运动有一个特点，越是人道灾难不断的地区，红十字组织越强大。所以国际援助，不单是提供援助，也是互相学习的过程。

当然自己也要有安全防范意识。在阿富汗的时候，我们身边就发生了4起恐怖袭击事件。我交待队员，要集体行动，避开正在冲突的地区。但如果真正遇到了，就要从一个医疗队变成救援队，这是我们红十字工作者的职责。

为什么要进入这样的地区?不是中国要刷存在感，而是那里的人道需求太强烈、太迫切了。现在，地球已经成了一个“村”，可是我们却生活在两个世界，许多国家的人道灾难不断，一小部分资源供给过去，取得的效果是超出想象的。2017年，我们在阿富汗用100万美元，做了一次大规模先心病患儿筛查，并直接将首批21名患儿转运到中国进行免费手术治疗。

但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人道资源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所以需要更多公益机构和有能力的专业人员参与进来。国际红十字运动是志愿救济运动，不能指望每一项救助行动都依靠红十字会亲历亲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也就是为其他公益机构和民间志愿者搭建平台，这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

《公益时报》：对于中国红基会来说，国际援助将怎样影响基金会发展?

孙硕鹏：跟其他基金会不一样的是，我们已经是一个INGO，但我们做得还很不够。所以别人说我们在拓展国际化，实际上我们是在履行一个运动成员的职责，我们争取能够“及格”，争取与大国地位相适应。

“走出去”还受到大环境影响，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带动，中国的国力在增强，作为红十字组织也需要尽自己的义务，这是大局。同时，现在民间援外的呼声很高，很多企业和组织找到我们，希望借助红十字的管道和平台在国际上做些事情;国际红十字运动成员对我们的信任、诉求也在放大。这段时间，我们经常能收到来自国外的诉求。比如在发起“博爱单车”项目的时候，非洲一个国家的红新月会在向我们申请时提出：能不能在自行车旁边加一个跨斗和轮子，用来接病人去医院，还问能不能多给一些。我们问要多少，他们说要50辆。50辆自行车对一些国家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可见人道资源供给的不平衡。

一旦“走出去”，我们发现就有做不完的事情。去年，我们每个月几乎都要出国开展国际援助，人手不够、资源不够、综合保障和制度安排也不够。但我们必须要努力做好，对比其他公益机构，我们肩负着国际人道责任，也拥有许多比较优势，如果还做不好的话，建设“中国人道领域最具影响的基金会”的目标就是一句空话。

公益慈善的供给侧优化

《公益时报》：人道服务供给的不充分可以怎样解决?

孙硕鹏：2016年，陈竺会长首次提出人道服务供给侧问题，这其实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可以说，对人道救助和人道服务供给侧的关注打开了红基会的思路，比如，在儿童大病救助领域，我们选择了关注儿科振兴问题。只有把儿科，尤其是基层儿科、西部儿科做实，才能将患儿留在当地，逐步改变越级诊疗，医疗成本才能降下来。

经过充分论证，我们得到了国家卫计委的支持，因为，补短要精准发力、小处着力，儿科振兴，红十字会也可以有所作为。在陈竺会长的倡议和十几位两院院士的参与下，我们成立了院士博爱基金，开始启动“院士+”西部儿科医师培训计划，具体方式是采用“一上一下”的精准培训。

“一上”，就是选择西部一个省，开展科室“配套成组”培训。就是将西部医院“小儿心脏病科室”包括外科医生、麻醉师、护士等，整体安排到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也就是植入到高等医疗机构进行一对一实践学习，一训就是三个月。回到当地后，接诊能力显著提升，吸引和留住病源的优势也就相应地提高了。“一下”的方式是科室托管，让北京儿童医院的一个科室，到乌鲁木齐接管对应科室一年时间。事实证明，儿科医疗服务的供给侧得到了明显提升。做了一年后，我们又启动了云南、内蒙古、青海、贵州等地的项目。

在支持基础医疗服务方面，我们援建了2400多个博爱卫生院站。但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光考虑硬件不行，中国的乡村医疗服务体系几十年没有变过，乡医职能有限、服务有限，能力也有限，乡里乡亲有点感冒还要越级治疗，而且乡医收入还非常低。于是，我们做了《医在乡村》的调研报告，对乡村医疗体系进行解析，希望在提高乡医素质的同时，营造社区就医环境。我们希望在建设设备齐全、统一的卫生院站后，能将远程医疗、智慧医疗引入乡村，最终实现“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的目标。

优化人道服务供给，还得益于政府购买服务。比如，在财政部和总会的支持下，“十三五”期间，国家彩票公益金大幅增加了对白血病、先心病大病患儿救助的购买服务，白血病做到了“当年求助、当年救助”，这是个了不起的成绩。此外，我们还在老龄介护、人体器官捐献、急救医学等人道服务供给侧问题上展开了行动。总之，供给优化这个问题的提出，让我们在聚焦生命健康保护的主责主业上，真正打开了思路，看到了非常广阔的延展空间。

捐赠增长源于对主责主业的坚守

《公益时报》：企业捐赠和专项基金筹款是红基会的主要筹资模式。我们如何更大程度提高企业参与度、企业参与公益的专业性?

孙硕鹏：基金会与企业是双向选择，很多情况下是企业选择基金会，公益机构是用公益产品吸引包括公众和企业在内的投资方。在选择企业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尽职调查，确认企业资金合法性等内容。合作协议中也会约定必须认同基金会宗旨、认同第三方评估和审计结果发布等。

企业捐赠有很多种，一种是纯投资型，比如投入大病救助；二是共同开展项目，比如，上汽通用五菱资助博爱卫生站建设，强生(中国)资助乡村医生培训等，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合作关系;还有比较普遍的冠名专项基金。基金会要做好捐方维护，发送项目报告，定期走访沟通。走访的目的不是募捐和要钱，而是汇报项目进展情况、沟通和征求意见。每次走访效果都非常好，企业会认识到你是真正尊重他们，真正重视他们的捐赠和投入，感到很有尊严和成就感，彼此的距离也就拉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