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者的困境往往不尽相同，有些被疾病困扰，团队就给他们介绍医院；有些面临经济问题，团队就帮他们介绍工作。

9月10日是自杀预防日，据世卫组织最新数据，虽然死于自杀的人数正在下降，但全球每年依然有将近80万人自杀身亡，平均每40秒钟就有一人死于自杀。超过死于疟疾、乳癌、战争及凶杀的人数。

 如何有针对性地对有自杀可能的人进行帮助？技术的进步给出了一个崭新的角度——人工智能。

自杀 

2019年8月31日，成都，“树洞行动救援团”又救下了一名女孩。

最初的救援信息来源于一名网友。有自杀意愿的人，通常会在网上成立群组，相互倾吐心事，甚至相约集体自杀等活动。爆料的网友当时正潜伏在这个群里，第一时间获知了女孩意图自杀的信息。然后立刻通知了“树洞行动救援团”。 

救援团的成员们来自五湖四海，大部分都是志愿者。团队的创始人黄智生是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教授。他是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在欧洲已经生活了超过三十年，在抑郁症及其人工智能创新技术方面有较深造诣。同时，他还任首都医科大学大脑保护高精尖中心抑郁症人工智能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武汉科技大学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 

“树洞”团队是在一年多以前成立的。2018年4月2日，在一个“医学人工智能”微信群里，群主黄智生提出了“树洞行动”创意：人工智能巡视社交媒体，发现高风险自杀倾向的人群，随后组织人力实施救援。 

三个多月后，7月25日，树洞机器人正式上线。其采用了人工智能中的知识图谱技术，能够自动实现从数据采集汇总、自杀风险分析到形成树洞监控通报的一系列流程。它的职责是每天在数以千计的信息中进行分析。监控到异常情况后，黄智生只需将树洞监控通报复制到救援群即可。  

为了缩小范围，机器人的巡视范围只在“树洞”上。所谓“树洞”指的是自杀逝世者生前的微博主页。这种微博主页，就如同茫茫大海中的小灯塔一般，吸引着有同样困扰的年轻人留言，发泄情绪、寻求慰藉。  

这也给了树洞机器人发挥的空间：机器人可以通过对这些留言进行语义分析，来精准定位高自杀概率人群。不过，目前机器人的探测范围还是仅限于微博树洞，全网监控还无法实现，“如果覆盖全网，每天的耗电量我们都支撑不起。”

“树洞行动救援团”创始人黄智生

从7月27号开始，树洞救援团每天发布监控通报，志愿者们根据这个通报去指定救援计划，开展行动。“刚开始志愿者大概三十几个人，后来逐渐扩张到一两百人。”黄智生说。 

在成都，网友得到的信息并不完整，只知道自杀实行的地点是在某家连锁酒店。接到网友的电话后，黄智生立刻通知树洞救援团四川区域的负责人，并且在当地就近组织了一个救援小组。 

这家连锁酒店在成都当地有九家分店，团队成员知道了自杀者的姓名后，便一个酒店一个酒店给前台打电话过去，确认入住情况，终于定位到了正确的酒店。救援团成员立刻将情况告知酒店，请求前台赶紧打电话通知警察，叫救护车，把自杀者送到医院去。 

中间出了一点小波折，酒店给警察打电话的时候，情况描述得并不严重，只是说“我们这里发现一个抑郁症病人，希望警察能过来。” 

“抑郁症病人到处都是，警方当然不会很积极。”黄智生向中国慈善家解释。后来，还是树洞四川救援团的负责人亲自给成都警方打电话，说有人自杀了。警方才迅速出动，把自杀者从酒店接出来，送到了成都第一人民医院抢救。 

送到医院时，自杀者已经没有了自主呼吸。医生只好用呼吸机来辅助，忙活到了半夜十二点，呼吸才逐渐恢复。 

与此同时，救援团成员也通知了女孩在深圳的家人，听闻消息，女孩的父母亲第一时间赶到了成都。目前，情况发展得一切顺利，女孩恢复得很好，已经回到了家中。

救援团的组成机制很灵活。目前，树洞行动救援团在每个主要省份、城市都设置有点，福建，江西，浙江，湖北，湖南，乃至北上广都有团队。“在网上发现自杀者，我们就直接通知当地的志愿者就行了。”

如果某个被救援者的情况比较复杂，还可以针对性地成立救援小组。黄智生表示，救援小组一般由五人组成，最理想的小组成员结构包括了两名精神健康方面的专家或医生和三位普通的志愿者。

除了发布网络监控通报之外，在有情况发生时，团队便会开会，根据每个求助者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是否成立救援小组。小组成立后，便不间断地同受助者保持联系，同时寻找受助者的家人，联络警方，直到警报解除。

“我研究人工智能已经三十几年了，人工智能必须根据实际问题相结合，才能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谈到创立这个团队的初衷，黄智生如是说。

难题

在自杀案例中，超过半数的自杀者与精神疾病有关。其中，抑郁症是自杀危险性最高的精神障碍之一。而我国直到现在,还没有建立成一整套国家的自杀预防体系。

树洞团队的出现，稍稍填补了这个缺口。除了缓解自杀行为，树洞成员也要关注后续动向，和自杀者成为朋友，帮他们解决具体问题。自杀者的困境往往不尽相同，有些被疾病困扰，团队就给他们介绍医院；有些面临经济问题，团队就帮他们介绍工作。

但随之而来的，是很多两难困境。

最根本的困难是，团队的人力不足，时间、金钱开支都非常大。在前述的成都救援行动中，自杀女孩的住院费就是由团队成员帮忙垫付的。

因此，有些人会故意利用树洞团队成员的善意。一些骗子专门以欠债几十万、想要自杀为由，要求团队为其捐款。团队成立早期，成员出于同情，看求助者生活实在困难，就会借钱，但钱借出去基本收不回来。长此以往，心术不正者摸清了团队成员的活动规律，便会针对性加以利用。

为此，树洞团队指南里作出了规定，要求志愿者不能和受助者发生经济上的往来。但在具体操作中，也没有办法完全限制。“个人少量的支持，几百块钱的红包，相对小一点，我们一般不禁止。但是数额较大的，几千块，几万块钱，我们绝对不鼓励这样做。”黄智生说。

也有人出于恶作剧心态，夸大自身困境。救援队通常无法很好辨别这种情况，因为救命要紧，依然要照常出动，并且联系警察，这就难免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警察对这种行为也通常没什么好办法，到达现场，弄清楚情况后，也只能给一些口头警告了事。

因为资源不足，为了将线上线下的活动相结合，方便救援行动落地。树洞救援团也要和外界的专业组织进行合作。“慧琛心灵学苑”就是合作方之一，2019年7月18日，双方在武汉成立了中国首家心理障碍特殊人群关爱基地——“树洞救援团关爱基地”。

但黄智生也有他的顾虑。目前，慧琛心灵学苑和树洞行动之间处于一种较为松散的合作模式，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紧密合作体系还待研究。

主要的顾虑还是在金钱上，“很多（自杀者）经济上很困难，他到康复中心里，吃住一个月，开销很大。”黄智生说。

但尽管如此，他也不想贸然开始收费。一方面，有自杀倾向的人和看护者相比，在心理上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如果收钱，情况可能会变得不可控，有利用弱势群体牟利的嫌疑；第二个方面，在心理疏导的过程中，团队也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会达到效果，“万一有人在关爱中心里面自杀，但是你又收了费，这中间就说不清了。”

“又能救命，又不收钱最好，但这有时不可持续。我们希望保持（做）一个公益品牌，不想让社会觉得我们在从中盈利。但是对他们（慧琛）来说，不盈利可能就没法生存。我们现在还没有寻找到一个有效的办法来协调这两方面。”黄智生向中国慈善家坦言。

基于以上种种顾虑，黄智生希望，经济来源最好是政府拨款和企业捐款。但同时，捐款要受社会监督，使用情况也要严格披露，“资金方面，很多严格的规定跟措施必须跟进。”

谈到未来，黄智生觉得前景是好的，他希望组织的管理结构能够变得更加正规化，并且跟警方，包括网警能够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一年来，由于我们这一年在自杀危机干预方面做的很多，再加上媒体报道得频繁，又融入了高科技概念，目前品牌已经打出了名气，更多积极的志愿者试图参与进来。”

“现在实际上比较活跃的成员四百人左右，加上一些间断参与的志愿者，加起来有六百人左右。”黄智生说。

文章来源｜慈善家杂志

图片来源｜慈善家杂志

网站编辑｜瞿艳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