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平等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计划的核心议题之一。近年来,中国在性别平等方面取得的进步需要一分为二来看待。在公共领域,女性在教育和劳动力市场参与方面与男性的差距逐渐缩小,出现了合一的趋势。 然而在家庭领域,女性却仍然肩负着操持家务的重任。 研究表明,中国女性平均每周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长达18个小时——这一数字是男性的三倍之多。公共领域里日渐普及的性别平等似乎并未减轻女性在家庭领域经历的不平等。
虽然成年人的家务性别分工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大家对孩子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却始终 “缄默不语”。事实上,孩子对于家务劳动的贡献并非无足轻重。研究显示,在中国,10到15岁的孩子平均每周花在家务劳动上的时间有4个小时。成年人不平等的家务性别分工在儿童身上同样有所体现:每周,和同年龄段的男孩相比,10-15岁的女孩在家务劳动上要多花一个小时。
家庭是重要的“性别工厂”。家庭社会化过程对塑造儿童的即时家务参与和长远性别角色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注家庭性别不平等的代间传递对于回答“性别平等革命”为何停滞不前,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是如何生产、再生产等问题都有重要的意义。
双亲家庭中的行为模型
笔者于2015年发表于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的研究剖析了家务性别不平等在双亲家庭中传递和再生产。研究发现,通过和父母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日常亲密互动和模仿,孩子学会了如何“做”性别(doing gender)。于是,性别不平等通过孩子对父母之间不平等的家务性别分工方式的模仿而得以在代间相传。
儿童性别角色的习得除了观察和模仿双亲的性别互动,与其所拥有的环境资源和所处的社会规范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城乡在性别规范和社会资源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女孩和男孩模仿父母的方式有着明显的区别。
在家务外包资源丰富、性别规范更趋平等的城市地区,如果父母分摊家务劳动,那么男孩投入家务的时间有所增加,而女孩则会少花一些时间做家务,男女性别差异由此趋于平等。但是在性别规范更为传统、家务外包资源相对匮乏的农村地区,有趣的是,即使父母之间的家务分工很平等,仍然没有减轻家庭中女孩的家务重任,也没有促使男孩更多的参与到家务活动里。这是因为,父母平等均分家务这一行为和农村地区传统性别规范相冲突,迫于环境的压力,孩子对父母家务分工的行为方式的模仿有所减弱:女孩并不会因为母亲家务劳作时间有所减少而得以花更少的时间做家务,相应地,男孩也没有模仿父亲更平等家务行为方式从而增加自己在家务上花的时间。
多元化家庭结构中的家长制家务替代模式
在2018年发表于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的研究中,笔者发现在非双亲家庭中,家庭结构(意指不同家庭成员的存在或缺席)也在型塑孩子的家务性别参与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随着人口结构的变迁和家庭结构的多元化,非双亲家庭的兴起已然是当代中国家庭的重要特质之一。在1990年人口普查中,双亲核心家庭占我国家庭结构的54%;到了2010年则降低到了33%。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同时留下了上千万的留守儿童。大约22%的中国儿童生活在父、母单方外出或双方都外出务工的家庭里。
研究发现,在非双亲家庭中,家务分工受到父系等级制的严格约束。儿童,特别是女孩,在家务劳动方面被视为缺失家庭成员的重要补充。与此同时,较年幼的儿童又通常被当作(外出)年长家庭成员的家务替代者。因此,如果家庭中的女性成员缺失,比如母亲外出务工,那么留在家的子女,尤其是女孩就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做家务。儿童由此成为了家务供求关系链的重要构成。
代际转嫁: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
对于成年女性来说,社会职业的参与和与之带来的经济收入已成为实现独立平等的重要途径。然而,之于性别平等在公共领域的进展,家庭中的“性别平等革命”仍然滞后。相当数量的职业女性肩负着职业发展和操持家务的“双重重担”。成年家庭成员的就业活动同时也加剧了儿童所经历的性别不平等。基于家长制的家务替代模式,外出就业的母亲用于家务的时间有所减少,孩子变成了家务劳动的重要供给者;而赋闲在家的父亲则寄希望于通过少干家务来重塑自己的男性形象,再一次地将这一活动转嫁给了孩子,特别是家中较为年幼女孩。
代间性别不平等的再生产对儿童发展有着短期和长期的影响。从短期看,性别化的家务劳动分工影响了他们对其他活动的参与程度,比如教育、社交以及休闲娱乐等。更重要的是,长远来看,童年时期形成的性别意识形态及行为习惯与之后的性别操演和工作家庭期望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为了进一步促进性别平等,仅仅考虑到成年世界中社会、经济、文化和制度结构是远远不够的。探究性别不平等如何在家庭中再生,如何在代间传递,对打破性别不平等世代相传的循环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内容基于以下研究:
1.Hu, Y. (2018). Patriarchal hierarchy? Gender, children’s housework time and family structure in post-reform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50(3): 310-338.
https://doi.org/10.1080/21620555.2018.1430508
2.Hu, Y. (2015). Gender and Children’s Housework Time in China: Examining Behavior Modeling in Context.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77(5), 1126–1143.
https://doi.org/10.1111/jomf.12225
文章来源: 定量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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