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经常争辩说，大多数西方国家已经实现了性别平等（Gender Equality）——女性拥有与男性相同的合法权利，并且将职场性别歧视视为非法行为。尽管如此，女权主义者仍然认为，性别平等斗争尚未获得胜利。

3月7日，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研究员Beatrice Alba发布了专题文章《实现性别平等，首要解决无意识偏见》（To Achieve Gender Equality, We Must First Tackle Our Unconscious Biases），探讨人们在谈论性别平等时主要在说什么，又如何知道我们已经实现了平等。Beatrice Alba认为实现性别平等任重道远，现代社会权利平等的表面之下，人们仍存在无意识偏见，解决无意识偏见是性别平等斗争的首要任务。

平等并不意味着完全相同

有人可能会反对男性和女性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这反过来又会成为性别不平等的根源。有人认为平等（Equality）是错误用词，因为只要男性和女性存在不同，就不可能平等。

但是，当女权主义者提到性别平等时，并不认为男性和女性在行为、偏好和能力方面完全相同或极其相似。这里所提到的性别平等既不意味着必须消除所有的性别差异，也不等于在每个领域都必须拥有相等的性别代表权。

例如，男性消防员比女性消防员要多得多。可能是因为不同性别的工作偏好有所差异；也可能是因为招募消防员时体力测试的要求，例如举起72公斤的人体模型并将其拖动45米。许多健康男性可以顺利地完成该项目，但可以完成的健康女性却寥寥无几。

即使在没有性别歧视的情况下，仅仅因为体能要求，女性消防员的数量也会少一些。但只要是合理的工作要求，并且女性没有单纯因为性别因素而被排除在外，那么就不是性别歧视的问题。性别平等并不意味着为了单纯表明平等，每个行业中男女比例必须为1:1。

如果性别平等并不意味着男性和女性必须完全相同，或者总是需要相同的待遇才能实现公平，那么性别平等是什么？

性别平等认为男性和女性具有同等的地位和价值。要根据优点评判一个人，而不是纯粹根据性别来看待一个人。不幸的是，事实表明，性别偏见仍然普遍存在，并且人们常常没有意识到自己带有偏见。在克服偏见和因性别不同产生的无意识歧视之前，我们不能说已经达到性别平等。

权利平等远远不够。不平等扎根于人们的思想、偏爱和偏见中，性别平等问题仍待解决。

*以上观点节选自 To Achieve Gender Equality, We Must First Tackle Our Unconscious Biases 作者：Beatrice Alba （La Trobe University）翻译：国际公益学院公益研究中心

如今，非营利组织关注多个与妇女核心利益相关的议题，从家庭暴力、退伍军人关怀、人权、乳腺癌到经济独立、节育、工资差距。普及帮助女性的非营利组织和慈善机构对于建立平等世界极其重要。2017年1月，《The Power of Purpose》发布了专题文章《10 Amazing Nonprofits Empowering Women in 2017》，总结了为女性地位提升做出重大贡献的10个非营利组织，肯定并赞扬了这些非凡的组织及其领导者赋予女性权力、发挥女性潜力的成绩。

她可以竞选（She Should Run）

想知道为什么女性在美国政府中没有平等的代表性？非营利组织She Should Run也关注这一问题。She Should Run是一个全国性的网络，希望激励更多女性和女孩竞选公职。由Erin Loos Cutrar带领，已经鼓励逾10万名各行各业的女性考虑公职。通过将女性与资源、社区和领导角色联接，She Should Run有助于改变公共服务的面貌。

女童不当新娘 (Girls Not Brides)

童婚是非洲、亚洲、中东、欧洲和美洲的年轻女孩所面临的问题。Girls Not Brides是由来自超过85个国家的650多个民间组织形成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致力于终止童婚，并帮助女童发挥自身潜力。它们鼓励人们在社区、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进行开放、包容的普及性讨论，重点提高对童婚有害影响的认识。

谢巴德之手 (Shepard’s Hands)

地方非营利组织可以大为改善许多人的生活。Sheppard's Hands的Phyllis Abbot意识到肯塔基州没有专门为女性退伍军人设立的长期住房，美国也鲜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Phyllis Abbot接受Power of Purpose的非营利组织培训和指导，并创建了自己的非营利组织。除了住房外，Sheppard's Hands还将确保接受其服务的妇女能够获得医疗护理和医疗咨询、工作培训、电脑技能、财务规划和其他帮助。

奔跑的女孩（Girl's on the Run）

成长不易！Girl’s on the Run了解这一点并努力为年轻女孩赋权，保障女孩们的生活，充分开发她们的潜力。从一所学校开始，Girl’s on the Run已经发展到全美50个州和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拥有200多个服务机构。

首席执行官Elizabeth Kunz于2002年开始为该组织提供志愿服务，并引领了超乎想象的增长时期。现在Girl’s on the Run已经为18.5万多名女孩服务。每周两次课程，鼓励女孩通过活动表达自我。每次课程告一段落时会进行5公里马拉松，帮助女孩们建立自信。

马拉拉基金 (The Malala Fund )

马拉拉基金（Malala Fund）倡导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进行资源和政策变革，确保所有女孩可以完成12年的学业。由于社会、经济、法律和政治因素，马拉拉已成为全球数百万无法接受正规教育女孩的倡导者。她是直率的激进派，也因此于2012年遭到塔利班组织的暗杀，但她幸存了下来并继续主张教育。马拉拉基金通过支持妇女教育、扩大女性声音，促使全世界的女孩获得教育自由。

国防行业的女性（Women in Defense）

Women in Defense的目标是强化女性在国防行业中的角色。WID是为在男性主导的领域——国家安全领域工作的女性提供相互学习、激励和支持的组织，促进该领域内女性之间的发展和联系。圣地亚哥分会的Georgia Griffiths尽其所能地推动WID事业，帮助建立圣地亚哥分会研讨会。2009年，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利用分会成立所得收入建立了WID奖学金捐赠基金，目前其价值为5.2万美元。

女性互助国际组织 (Women for Women International)

在受冲突国家为妇女服务20年之后，女性互助国际组织（Women for Women International）采取更全面的方式，为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妇女赋予社会和经济权力。

现任总裁Laurie Adams曾担任南非The Other Foundation创始董事会主席。在那里，她推出了社区基金会模式，在确保配捐基金后促进当地慈善事业。她的艰苦工作和奉献精神帮助全球女性运用自己的力量和决心克服最艰巨挑战。如今，女性互助国际组织已为超过44.7万名女性提供服务。

编程女孩(Girls Who Code)

Girls Who Code的网站显示，“在美国，技术性工作增长最快，但女孩参与技术性工作却远远落后。尽管人们对计算机科学的兴趣随着年龄增长会逐渐消退，但下降最大的年龄段为13-17岁之间。”Girls Who Code致力于激发女孩们对世界范围内就业呈指数级增长的计算机行业的兴趣，并帮助她们学习技能以获得成功。

该组织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Reshma Saujani希望通过Girls Who Code缩小技术方面的性别差距。她希望科技的未来面貌是女性化的。计算机领域的性别平等非常重要，而且由于机构的努力，更多女孩将拥有创新和创造社会变革所需的各项技能。

一个母亲都不能少（Every Mother Counts）

每年有30.3万名妇女因怀孕和分娩期间的并发症而死亡。 Every Mother Counts希望改变现状。Christy Turlington Burns在怀孕期间忍受着分娩并发症，因此创立了Every Mother Counts，并制作了全球孕产妇健康挑战的纪录片《女人在哭泣》（No Woman, No Cry）。随着影片推出，Every Mother Counts让人们意识到了一个全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

保留乳房基金会（Keep A Breast Foundation)

当朋友被确诊为乳腺癌时，Shaney Jo Darden开始致力于提高人们对乳腺癌的认识。Keep A Breast Foundation（KAB）是一个为年轻人提供乳腺癌教育和支持的组织。该组织正在通过教育、改变意识、艺术和行动实现其使命。利用先进艺术的创造力，他们找到了一种文化的方式与年轻人联系起来，将乳房定制为艺术作品、社交参与和有意义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