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古典哲学研究在国内持续升温，特别是近年来，大量求学海外的博士学成归国，在国内各高校陆续获得教职，他们带来了新的文献资料、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学术观点。这势必会促进国内西方古典哲学研究向着纵深方向推进。但是，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亟待反思。

学术训练与现实关切的对接

一个首要的问题自然是，留学海外的博士群体在国外接受的学术训练如何与国内学术思想的现实关切相对接。

情形往往是，一个在国外接受正规博士教育、甚至硕博连读教育的学生，由于在国外学术体制逗留的时间长达五年、六年、甚至更长时间，当他们越是受到国外学术体制的严格学术训练，完全接受国外学术体制的各种技术规范和形式要求，并且为了适应在国外学术期刊发文、在国际学术会议上研讨的需求而完全接受国外学术群体的话语方式、学术见解乃至问题范式，他们对于国内的学术思想现实关切的问题也就越是隔膜。

当与国际接轨、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仍是国内高校的主要追求，当在国际期刊发文仍是国内高校科研考评的重要指标时，这个问题似乎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当我们把思想的现实关切提到更高的位置，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学术职责更重要地体现在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与回应，针对社会现实中需要批评、需要激励、需要继承、需要创新、需要探幽抉微、需要辨析真伪的种种上升到一般社会观念意识层面的问题以学术的方式在学术的领域予以解决时，这个问题就诚然成了一个严肃的问题。

留学海外的博士群体，由于在海外待的时间长，这往往在客观上造成了他们对国内学术思想现实关切的问题不了解，更不了解这些上升到一般理论层面的学术思想问题的社会现实起源。

他们更为熟悉和了解的是他们在自己留学经历中所接触到的国外某个学术群体关注的问题。他们不仅把这些问题看成是唯一具有学术价值的问题，而且还完全接受了与这些问题相关的研究范式、思想方式甚至表达方式。而这自然是不奇怪的，因为只有全盘接受这些，才能够撰写一篇可以通过博士学位答辩的合格博士论文，或者一篇可以在国外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合格学术论文。

关注中国社会的现实语境

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能否把国外学术群体所关注的学术问题全盘搬到中国来；我们能否在中国学术思想自身的社会现实语境中去探讨一些完全与这个语境没有任何思想起源的关联、而是有着另外的社会现实起源的问题。

我自己的见解是，尽管学术思想需要沟通和交流，但是，只要区域性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仍然存在，就有一些从这个共同体的社会现实生活中产生出来的特殊理论问题、学术问题需要思想去关注和解决。中国的学者不可能把美国学者所关注的美国社会问题、欧洲学者所关注的欧洲社会问题当成自己所关注的问题来研究，并且仅仅存活在西方学术的话语方式和体制中。

中国当代社会有自己特殊的社会问题需要关注。西方古典哲学研究似乎与中国的社会现实距离尤其遥远，但事实上，对西方古典哲学的研究是与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性问题关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持续深入的现代化运动中，古与今的问题、中与西的问题被凸显了出来，从而，作为其中一个学术分支的西方古典哲学研究才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成为国内学术的热点。因此，西方古典哲学研究在欧美学术体制中是一个常规学科，并且日益技术化、繁琐化、甚至经院哲学化。但是，在国内，它却具有学术思潮的特征，它持续散发的影响力并不仅仅局限在学院体制内部，还推动着社会思潮的发展。

因此，一个在海外留学多年、学成归国的青年学者，如果不了解这一点，而是把自己的学术工作仍然建立在国外学术群体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上，并且以在国外学术期刊上发文作为主要着眼点，那么，他不仅将始终是国内学术思潮的局外人，而且也失落了学者学术工作的基本职责，即对自己学术思想研究工作的社会现实意义和价值的追求。

学术与思想的对立

由此就有第二个问题需要我们来思考。这就是，如何处理好学术与思想之间的关系。这本来是一个极其容易回答的问题。因为，每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在最初走上这条道路时，都怀着对真理的朴素追求，都希望在令自己感到困惑的社会、人生问题上获得真理解答。从而，思想上有收获、有进步总是每一个研究者最初但也是最终的追求。就此而言，学术是为思想服务的，学术是思想的载体，思想是学术的灵魂。西方古典哲学研究显然也不例外。

但是，或许是因为西方古典哲学研究要求更长的学术训练和更多的学术积累，对古典哲学文本的研究要求对一手文献和二手文献充分熟悉和了解，而在这个领域、甚至在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领域积累起来的二手文献又格外多，同时，也是因为目前国内外学术期刊对学术文献征引的片面形式化追求，即仿佛文献征引量越多、征引的外文文献数量越多，研究的学术价值也就越高。从而，对于一位西方古典哲学的研究者来说，学术与思想之间便产生了尖锐的对立。

因此，在西方古典哲学研究领域，特别是在从海外留学归来的青年研究者身上，我们常常看到的情形就是，对学术的外在形式标准片面追求，而忽略甚至遗失了学术的内在思想关怀。

在对一个专业学术问题的研究中，他们将主要精力放在穷尽地罗列各种二手文献针对这个问题的各种不同的学术观点上。从而，不仅使一个或许本来很简单的问题变成了一个极其繁琐复杂的问题，而且使这个问题本身在繁复的文献罗列、观点考辩中最终不了了之，得不到明确的回答和解决。而这显然是由于他们在研究中不仅丧失了前面说到的对学术问题的社会现实起源的基本思想关怀，而且也丧失了对与问题相关的社会、人生真理的朴素思想追求，而陷入到了学术体制所要求的种种形式化标准中。

学术研究的更高标准

这种情形的一个更极端的发展就是，由于西方古典哲学研究在欧美学术体制中日益技术化、繁琐化、甚至经院哲学化，符合这一标准的学术论文更容易在欧美学术体制所主导的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受这种导向的鼓励，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只有这种穷尽地罗列各种二手文献、在数量庞大的二手文献中穿梭游弋的研究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才够得上学术的标准，而如果对问题本身进行探讨，就问题内在的思想价值、思想意义进行阐发，最终收获对思想有启发的问题解答，则会被他们看成不是学术研究，不具有学术价值。

学术与思想的对立与割裂达到这种程度，在某种意义上不能不说是发生在学者身上的“异化”或“体制化”现象。这些研究者或许完全适应了在欧美学术体制中生存，但是却丧失了作为一个有思想的人的基本精神追求。在他们那里，学术成了无灵魂的学术，学术研究成了完全技术性的工作。

事实上，在学术研究中，穷尽地罗列二手文献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不可能是说，在西方古典哲学的研究领域，任何一个专业学术问题都有数量巨大的二手文献，如果一个研究者把穷尽地罗列二手文献作为自己研究所追求的学术标准，那么，坦率地说，他在一生之中甚至不可能开始一个属于自己的研究。

而如果他把介绍、比较、考辩二手文献中的各种学术观点作为自己研究的主要内容，那么，他也不可能开始一个有自我思想关怀和追求的研究。不必要则是说，既然穷尽地罗列学术文献是不可能的，迄今为止，对于以穷尽地罗列二手文献为己任的学术研究，我们只能说它罗列得足够多，却不能说它已经“穷尽地”罗列了。

对于一个真正严肃的学术研究者来说，他所需要做的就是熟悉其有关研究问题的基础性的文献和重要推进的文献。基础性的文献是指，对某个问题进行了最初的和最基本的学术工作奠定的文献，它们廓清了这个问题的问题域，指出了基本研究重点和研究路径。一个学者只有对这些基础性文献有了熟悉和掌握，才可以说是“专业地”进入了这个问题的学术研究领域。重要推进的文献是指，对某个问题的研究提出了阶段性的新看法的文献，这不仅包括新观点的提出和新材料的发现，也包括新视角的引入和新路径的创立。一个学者只有对这些重要推进的文献有了熟悉和掌握，才可以说其研究是站在了这个问题的学术前沿。

但即便是这样，我们也不可能说一个学者穷尽了所有这些文献。因此，“穷尽性”显然不是判断一个研究是否是专业学术研究的根本标准。一个学者只要在上述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一个学术问题的基础和前沿领域有了基本的了解与掌握，并从自己所置身的学术共同体的思想语境出发对这个问题作出自己的思考与理解，那么，他就可以展开一个有效的专业学术性质的研究。

但是，即便满足了上述标准，这也只是符合了学术标准。我们不要忘了还有思想标准，这是学术研究的更高标准。学术研究如果丧失了思想关切，就是无灵魂的学术研究；学者如果忘记了自己最初的朴素的对社会、人生真理的思想追求，而迷失在繁琐的文献和技术化的操作中，那么，他也就只是学术研究中的匠人，而并不是真理的探求者。朴素地说，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应当对社会、人生有益，有益于立身、有益于行事、有益于做人。离开了这一点，就叫做舍本而逐末。西方古典哲学研究显然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