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诺

不女神

4月26日是第11个“全国疟疾日”，这一天李一诺的行程之一是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以下简称“盖茨中国”）的办公室面试一位全职负责传染疾病防控的项目官。出门前，8岁的大儿子评价她：“妈妈，你肯定特别有钱。”“为什么？”她问。“因为你给世界上最有钱的人工作。”“慈善不是我有钱，是用钱帮助别人。”李一诺赶忙解释。知道妈妈的一部分工作和非洲有关，第二天，儿子郑重地告诉她：“我知道你是怎么帮助非洲的了。”“怎么帮助的？”“你每天把钱放在信封里，寄过去。”刚换好一条丝绸裙子的李一诺顿时卡了壳。

“卡壳”似乎不那么符合人设。百度搜索李一诺三个字，最多的修饰词便是“女神”。她仿佛就是在流畅地书写“完美女神”的代名词。但李一诺拒绝“女神”这个词，甚至，“去做些不太优雅的工作”才是她从麦肯锡跳槽到盖茨中国最直接的驱动力。

“卡壳故事”发生一小时后，她穿着那条丝绸裙坐在了《中国慈善家》记者的面前。似乎回答了太多遍“盖茨基金会到底怎么做慈善”这一提问，她没有选择“最不像慈善的慈善”的标准答案，而是由儿子的故事开始，讲述入职盖茨基金会之后所遭遇的“不太优雅”的“尴尬”。

“在中国，你问比尔·盖茨是谁，绝大多数人知道；你问盖茨基金会是怎么做慈善的，99%的人不知道。”3年前，面试盖茨基金会中国首席代表职位时，李一诺向比尔·盖茨指出了这一问题。3个月后，2015年5月，她入职盖茨中国，这个问题变成她的难题——让更多人弄懂盖茨基金会带动公共、私营和社会三方领域合作的“催化式慈善”，并非易事。

公众号“奴隶社会”是她试图让慈善变得更通俗易懂，也让自己摆脱“女神”标签的阵地。在“奴隶社会”的文章中，她嬉笑怒骂，笔调轻松，把自己“换工作”的故事，变为宣传推广盖茨基金会慈善理念的工具，将盖茨的慈善方式比拟为“一本万利”；通过历数她所遇见的“中国难题”，对盖茨基金会能否在中国实现创新、中国公共卫生经验是否可复制等问题，一一进行解答；通过回顾国内各领域公益达人“2017，为中国做了什么”，阐述盖茨中国参与合作“一元营养包”、艾滋病防治、结核病防治等项目的过程。

她也写生活中的种种“优雅不起来”，写三个孩子在美国圣地亚哥的Legoland（乐高主题公园）让她焦头烂额，“我不是女神”“2016，不优雅地去生活”是她的文章标题。她甚至鼓励女性“吃相难看”“先把生米煮成熟饭”“尽早承认男人没用”。

随性、幽默、接地气的文风为她赢得了大量好感，但也有“阴谋论”者视其为“商业头脑发达”的例证，将她和冯唐并列为“来自麦府最懂经营的跨界人”。

对于向来强调“把自己作为工具”的李一诺，争议似乎不值一提。多年的咨询工作经验，训练出她目的明确、直接高效的生活方式。

和她公众号的描述相符，日常状态中的她并不怎么“女神”。助理高安妮形容她“怎么方便怎么来。不穿名牌，背一个能放更多东西的大水桶包”。采访开始前她刚刚结束一场会议，趁会后的间隙匆忙化了一个淡妆，之后又安排了一个紧急会议。在办公区域“来回穿梭”，她显然有些疲倦，嗓音变得嘶哑，不停喝着菊花茶。

优雅似乎需要一点留白，一点缓缓的回味，但她喜欢“抢时间”。负责传播的项目官李光两年前跳槽到盖茨中国，李一诺留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快”——说话快、走路快、工作效率快。某次她到上海参加会议，会后觉得有必要邀请麦肯锡的前同事给媒体讲一讲医药开发的流程，就一边打车一边和李光沟通邀请事宜。车还没到浦东机场，她已把邀请的邮件发到了演讲嘉宾和李光的邮箱。

“不真实”

除了生活本身无法让人做“女神”，“做女神”这件事也让李一诺感到“不真实”。

2000年，从清华大学生物系毕业后，李一诺继续升级自己的“学霸”模式，一路成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生物学博士。2005年的一次就业培训让她意识到自己对科研之外真实世界的巨大好奇。博士毕业后，她选择了入职麦肯锡。

在麦肯锡的工作经历，是找回部分“真实自我”的过程。入职之初，李一诺不愿发声，喜欢躲在角落，“多听听别人说的”。尽管语言能力尚过得去，但第一次留语音邮件，她练习了半天才敢正式开口。

惯于表达情绪也是女性常见的弊病。一次在讨论某个项目时，李一诺不停诉说各种问题，一位项目经理打断了她，当着一屋子人的面，将白板笔递给她，说，写下你的解决方案。这个画面在李一诺脑海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记，让对自己的性别并不敏感的她，觉察到性别文化下女性的职场短板。

“领导力就是成为坐在驾驶室里解决问题的人”，李一诺发现，不抱怨，不等待，做掌握大局的人，是女性所欠缺的，而自己要做这样的人。她试着把“不要脸”和“不在乎自己”视为一种境界，从周边男性身上学习高效做事的法则。2011年，因为想“打败”她眼中“惯于发号施令，说十做一”的上级，怀着二胎的李一诺决定自己做领导，申请参评麦肯锡的全球合伙人，并成功获选。

从咨询顾问到项目经理到全球副董事到合伙人，麦肯锡10年，李一诺为这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工作着迷。但个体的自我发现并没有解决掉她对“这个世界”的疑惑，她“时常感受到某种不真实”。

工作之前，李一诺对于金钱的认知都是省：童年，大白菜可以吃一整个冬天；小学，需要捡树枝和带煤球到学校，轮流值日用报纸在教室里取暖；中学，自己带饭到学校加热。从学生时代穿越到职场，第一年入职麦肯锡的起薪便是11万美元，她觉得震惊，认为钱会数不过来。

“这是一个奇怪的世界，街道这头儿是卖着几块钱一张的剪纸的老爷爷，街道那头儿就是15万元一平米的房子。”坐公务舱，住五星级酒店，出入各企业高层的办公室，英文流利，形象光鲜亮丽成为她的常态，也让她感觉“做得越‘高’，离真实越远”。

和比尔·盖茨的一次对谈，让这种不安，落回了地。2015年2月，盖茨中国前首席代表离职前向盖茨推荐了李一诺。

“你知道吗？以疟疾为例，现在全球每年还有32亿人受到威胁，2亿人得病，50万人死亡，其中有一半是5岁以下儿童。”盖茨告诉她，“每年全球对疟疾的研发投入是5亿美元，而对男性‘谢顶’的研发投入有20亿美元。在解决全球维度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存在的空白是巨大的。”

相比在麦肯锡解决对客户产生意义的问题，盖茨基金会提供的是一份解决更复杂的、更大的、着眼全球问题的工作，包括支持中国加快实现自身重大健康和发展领域的目标和进程，如公共卫生领域结核病和艾滋病防控、控烟等；支持中国成为推动全球健康和发展的强有力的合作伙伴。渴望“能够再解决更大问题”的李一诺，像是“打了鸡血”，她决定“去做这些不太优雅的工作”，降薪2/3，从麦肯锡跳到了盖茨基金会。

讲故事

入职3年，李一诺在盖茨基金会的工作成绩斐然：基金会参与支持了中国扶贫、儿童营养等项目，运用中国农业和抗疟经验支持非洲发展，并与北京市政府和清华大学共同启动了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发起了“中国大挑战”。

“大挑战”项目由盖茨基金会创立于2003年，持续支持来自全球的科研人员将具有突破性的大胆想法转化为可以为贫困人口带来实际影响的解决方案。二十几年间，80多个国家的2000多个创新项目，获得了盖茨基金会超过10亿美元的资助。

2015年10月，“大挑战”项目启动12周年之际，其年会首次在中国举行。为增加这个项目的影响力，李一诺以《北京见个面？》为题，在公众号“奴隶社会”中以戏谑调侃的口吻把“大挑战项目”旗下一个名为“探索大挑战”的子项目的特点提炼为——“人傻”：申请简单，第一轮就两页纸；“钱多”：项目开始前就能拿到10万美元，如果可行性得到验证，百万甚至千万美元的后续支持都有可能；领域偏应用，以要解决的全球健康领域的实际问题为导向。呼吁中国科学家或科研团队参与申请。

“专业的东西离我太遥远了，但每次我都很有兴趣地看完。”有读者在文章下面留言。这篇文章广为传播，获得4万点阅量。截至目前，共有27个由中国科学家或科研团队申请的项目获得“大挑战”的资助，其中包括4个“中国大挑战”项目和20个“探索大挑战”项目。

会抓热点，具备超强的传播嗅觉和新媒体写作能力，李一诺将这一特长运用到了盖茨中国的工作中。写梅琳达·盖茨，她以“她也许是中国人最不了解的世界领袖”为切入点；比尔·盖茨中国之行，她以“12小时文字直播”的方式，通俗易懂地阐释了盖茨中国所参与的中国扶贫攻坚“最后一公里”、落成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乐天行动派公益盛典”等项目。

“会包装，会标签，会鸡汤也会反鸡汤。”知乎上有人诟病李一诺。但谁也无法否认她“讲故事”的能力，以及“会讲故事”对推动盖茨中国的创新起到的真实作用。

推动中国疫苗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全球免疫治理系统性变革，也是李一诺参与的盖茨中国的重要项目之一。2000年，全球约有1000万5岁以下儿童死亡，其中三分之二可通过接种疫苗等手段避免。为此，盖茨基金会投入7.5亿美元，参与成立了Gavi（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Gavi成立时，全球疫苗采购依照两个标准：以国家和地区为单位认证，对达标国家和地区（美国、欧洲和日本）所生产的疫苗均免检采购；以产品为单位认证，由世界卫生组织进行预认证，对不论哪个国家生产的达标产品都免检采购。

最早，中国没有任何疫苗企业的产品通过世卫组织预认证。2004年，盖茨基金会先后投入4000万美元，支持中生集团成都所进行乙脑疫苗的世卫组织预认证。2013年，经过9年不懈努力，成都所认证成功。   

目前，中国有四支疫苗通过了世卫组织预认证。但这显然还不够。为改变这一现状，盖茨中国希望从跨部门合作的角度进行慈善催化。2017年，盖茨中国和当时的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达成合作，支持其改革，提升审评审批和监管能力，促进药品可及性，以达到“不需要每个产品自己申请预认证”的目标。同时，帮助国内企业了解国际疫苗市场以及Gavi的公私合作机制；投资疫苗企业的能力建设，尤其是语言能力等软实力建设；设计激励机制，帮助降低企业生产投入的风险。

换名字

创新在李一诺看来，只是一种思考问题的能力，一份解决问题的勇气，不局限于某个特定领域。在盖茨中国外，她把自己的“创新之手”，伸向了教育。

2016年，李一诺为给大儿子在北京寻找合适的学校而发愁。“公立学校的问题你懂的，国际学校呢，又把孩子培养成外国人。”

反复思量后，李一诺和丈夫华章决定自己办学校，希望能以一所微校为始，结合中国基础教育体系，借鉴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课程方式，“在以知识灌输为主的应试教育和与中国文化脱节的国际化教育之间，寻找到一个更符合中国国情和人才培养目标的教育路径。”

2016年4月，她把这个想法写进微信公号文章《你也为孩子上学发愁吗？》，短短一天，收到近千封邮件。

从0到1，运筹一土创校，李一诺花了170天。2016年9月1日，一土学校在北京一所中学3间总面积120平方米的教室里成立，31个5～8岁的孩子和5名教师开始了一场教育试验。如今，一土的学生变成一百多个，跨越学前到三年级阶段。

“我们希望培养的是内心充盈，知道自己是谁、能做什么，能够发挥最大的潜力和天赋来做最好的自己的孩子。”李一诺期望一土能够打破“教育成功就是上名校、挣大钱”的论调，通过一场社会创新，推进当下教育生态的改变——这样大的野心，她也不知道自己“哪儿来的勇气”。

见证了李一诺从萌发办学念头到最终落实的大学同窗，著名生物学家颜宁，似乎比李一诺自己还了解她的勇气，“想到就去实践，很典型的一诺”。

关于“一诺是谁”“如何打破定义”，颜宁曾在2016年清华大学本科毕业演讲上，讲述了一段她和李一诺的故事：2000年，颜宁和李一诺一起在诺和诺德做本科毕设，两人当时的导师陈克勤博士预言，颜宁不适合做科研，而李一诺将来会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

“现实如何呢？不过，我相信如果我和一诺两个人现在位置互换，我们的工作成绩应该也差不多，只不过换了个名字而已。”颜宁想告诉学生们的是，“选择本身也许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你做了选择之后怎么走。”

“选择”以及“换一个名字”对于李一诺却是不一样的记忆。1993年，16岁的李一诺随离婚的母亲李莲娜改姓，并做主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一诺。

李莲娜曾是济南一家化工厂的副厂长、总工程师，上世纪90年代初，因为看不惯工厂内部贪腐、制度不公等问题而辞职，瞬间失去了工资、房子、职称。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以打各种零工维持母女二人的生计。

正读高中的李一诺曾经对母亲很有意见，“一个原来的副厂长做这些很丢人。”直到几年后遭遇一次“自讨苦吃”的“公交造反”事件，她才开始对母亲所坚持和捍卫的“选择”有了理解。

1998年，读大二的李一诺和几个同学以及辅导员王宏伟到校外看话剧，回程时乘坐了一辆末班小巴。所有人上车后，司机宣布，票价从两块涨到5块。王宏伟和李一诺觉得不合理，鼓动其他乘客联合抵制涨价。然而，20多个乘客大部分同意支付多出的车费。最后，李一诺、王宏伟和另外一个同学下车，走回了学校。

“这和英雄般的胜利相去甚远，但过了这么多年，回过头看，那一晚走回校园的漫漫长路是我大学4年为数不多的如此清晰的记忆之一。”这段故事在2016年清华大学本科毕业演讲上，被李一诺提及。

同样经常被她提及的还有母亲34岁开始学德语、55岁教德语，以及她那出生于1914年，上一个百年在沂蒙山区闹革命，梦想着改变中国的外公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她意识到，大多数时候你可能会失败，但每次做出选择本身就是一次胜利。

“我想做一土学校，是希望有一天能让我们的孩子在中国享受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为什么不可以？我外公如果还健在，肯定会很高兴，正是因为他们这一代人的努力，我们才有今天这样的机会。今天，我这个一直被他叮嘱女性要自立自强的外孙女，能有机会和平台，讨论下一个百年的中国和世界，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也能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不同世界相连接，让世界更美好而有序。”

对李一诺而言，中国和世界下一个百年的故事已经开始，她想以慈善和教育的方式来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