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档案记录来看，英国皇家学会正式接纳女性成员，并不自动意味着女性可以完全参与到学会的运作中来。

在科学界，从来不缺乏优秀的女科学家，但女科学家一直是被当做“沉默”的少数群体，而女性的“沉默”，或许与学术圈的绅士文化有很大关系。

1665年，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科学期刊——《自然科学会报》正式面世。但是直到1787年才有一位女性在上面发表文章，她就是天文学家卡罗琳·赫歇尔。

从创立之初，这个期刊就和皇家学会的绅士文化密不可分。到20世纪40年代，在所有投稿给皇家学会期刊的论文中，大约4%的作者或共同作者是女性。

但是，按规定该期刊的编辑工作只能由皇家学会会员担任，因此直到1945年晶体学家凯思琳·朗斯代尔和生物化学家玛乔丽·斯蒂芬森被选为学会会员，该期刊的编辑和审阅工作才开始有女性参与。到1955年，女性会员的数量增加到了10位，但是男性会员却有556位。

虽然皇家学会出现了“首位女性”是一件大事，但是仍很难把1945年看作是它或它旗下出版物史上的变革之年。

学会女性会员的数量在20世纪末确实增长了。但是女性在著述和编辑方面则是另一番景象。实际上，在1955年，2.8%的投稿论文是由女性审阅的，而到了1985年，这个数字只有0.3%。

审稿人暴露出的歧视

现代社会学家在研究学术出版中的性别偏见时，常常将焦点放在作者本身的经历上，因为传统的同行评议具有保密性，审稿人和编辑的身份都被隐藏了。不过，得益于公开的同行评议的出现，2017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审稿人中女性的比例偏低，而期刊编辑也倾向于选择和自己性别相同的审稿人。

我们对皇家学会编辑流程进行了深入研究：想要让自己的稿件被皇家学会旗下的期刊接收，第一个障碍并不是审阅过程。因为只有学会会员有正式资格为论文“通讯”，所以投稿的作者必须要说服一位会员来帮忙。在上世纪50年代，大约80%的投稿稿件来自于非会员。这种封闭式的投稿系统意味着，几乎所有向皇家学会旗下期刊投稿的女性都必须有一位男性中介人。

那些担任通讯员最多的会员往往有自己的实验室，因此有许多年轻学者为其效力。比如在20世纪50年代，晶体学家劳伦斯·布拉格、化学家Eric Rideal和物理学家内维尔·莫特每年分别为4-5篇左右的论文做通讯员。即使是在几十年后，女性实验室课题组负责人依旧少见。

在寥寥数位可以担任通讯员的女性会员中，朗斯代尔是最活跃的。不过她很少在一年里推荐1篇以上的论文。据学会档案显示，她并没有刻意举荐女性作者的稿件。但是众所周知，她为推动女性博士生们的职业发展出了不少力。

审稿人这个工作本来应该更多地向女性会员开放。在皇家学会里，朗斯代尔再次成为了最活跃的女性审稿人。1955年，在10份由女性审稿人撰写的审阅报告中，有8份是她撰写的，1956年她则撰写了12篇中的10篇。她的高产让她成为了活跃会员中的精英之一。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大多数会员几乎不做审稿工作。

另外一种编辑工作就是成为决定稿件命运的编委会的一员。第一个进入编委会的女性是剑桥大学的数学家玛丽·卡特赖特。1950年她加入了皇家学会的数学编委会，1956-1957年成为了学会理事会的首位女性成员，并在1959-1962年担任出版委员会的成员。由于是剑桥大学格顿学院的院长，卡特赖特在学术界的政治中也如鱼得水。1961-1962年，朗斯代尔担任学会的副主席一职。

下面列一些，在世界上最古老的科学学会的历史上，和女性有关的关键时间点。

皇家学会的女性会员

1665: 《自然科学会报》第一期出版。

1787: 《自然科学会报》上首次出现女性作者的论文。天文学家卡罗琳·赫歇尔在这篇论文中描述了一颗彗星。

1826: 天文学家玛丽·萨默维尔（Mary Somerville）在《自然科学会报》上发表了论文。

1902: 皇家学会拒绝了物理学家赫莎·埃尔顿（Hertha Ayrton）成为会员的提名，因为她已经结婚了。

1939: 植物学家阿格奈什·亚伯（Agnes Arber）被邀请审阅一份稿件，这对非会员来说是非常稀罕的事。

1945: 晶体学家凯思琳·朗斯代尔和生物化学家玛乔丽·斯蒂芬森被选为第一批女会员。

1950: 玛丽·卡特赖特（Mary Cartwright）成为数学编委会成员。

1969:学会旗下期刊的审稿人不再必须是会员。

1990: 作者可以选择在发表时如何拼写自己的名字。

2008: 生态学家乔治娜·梅斯（Georgina Mace）成为学会历史上首位女编辑。

2016: 26%的出版委员会成员是女性。

2017: 计算机学家温迪·霍尔（Wendy Hall）成为学会出版委员会的首位女性主席。

绅士们隐晦的攻击

除了在审稿人中，女性是少数派外，“绅士风度”也为科学界的女性们带来了烦恼。

到了20世纪中期，很少有科学家或是皇家学会的会员是富裕的绅士。但是绅士风度依然是学术界的一个行为准则。在会议上理性讨论或是在审阅报告中提出建设性的批评是绅士社会规范的一部分，这让来自不同社会和教育背景的人可以愉快相处。

女科学家不被看作是同僚

但是绅士风度却不允许把女性科学家看作是同僚。1951年，当晶体学家罗莎琳·富兰克林来到伦敦国王学院时，她发现大学公共休息室和教员俱乐部在传统上只面向男士开放。这个问题并不是英国特有的，在1968年之前，哈佛大学教员俱乐部也不允许女性成为正式会员。1969年，细胞生物学家Elizabeth Hay成为哈佛医学院的第一位女性终身教授。

1923年，皇家学会俱乐部（由学会会员构成的私人聚餐团体）向那一年的获奖演讲者发送了晚宴邀请，但后来才发现这位名叫C. F. Elam的冶金学家和晶体学家其实是一位女性。她很巧妙地拒绝了这个邀请，而接受了“一盒漂亮的巧克力”。根据晶体学家多萝西·霍奇金的同代人、物理学家托马斯·阿利伯恩的回忆，1972年当霍奇金成为获奖演讲者的时候（当时已是皇家学会会员并且是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该俱乐部感到“必须要邀请她”，尽管这些晚宴通常是在仅对男性开放的雅典娜俱乐部举办的。

 对女科学家的称呼，带有性别差异

对女性科学家展示绅士风度，或者说“骑士精神”也意味着对她们使用带有性别差异的称呼。比如在1960年，一位卓有影响力的会员在为晶体学家Helen Scouloudi提交的一篇稿件撰写投稿信时，称呼她为“Scouloudi小姐”。他赞赏她的研究，但却忽略了她的博士头衔而更关注她的性别。

类似的事情在学会内部的编辑记录以及已发表的论文中也有迹可循。男性作者的名字都用首字母代替（除非他们是爵士）。不管女性有没有博士学位，如果她们是唯一的作者，那么名字就会被完整地拼出来；如果是共同作者，那么她们的名字首字母前会加注“小姐”或“夫人”。这意味着，审稿人能够看出自己审阅的论文的作者是男是女。

不过女性审稿人并没有“享受”这样的待遇。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审稿人在标准信件中都会称呼朗斯代尔等女性为“尊敬的先生”。正当女性主义作家贝蒂·弗里丹把性别歧视称为“一个无名的问题”的时候，皇家学会却随意忽略女性的名字和头衔。

在2016年的一次访谈中，出版委员会的一位资深成员承认，在上世纪70年代，审稿人的挑选取决于“老男孩的社交圈”。他把和女性作者的互动（包括称呼习惯）描述成“非常具有绅士风度的行为”。他告诉我们，“我记得有个女性作者说，‘这是歧视’。但我们倾向于把这看作是礼貌。”

 只在女性的稿件中，看到的评价

很难说审稿人对稿件的评价是否会受到作者性别的影响，因为很少有女性作者投稿。20世纪80年代，一位男性审稿人在审阅一篇由2位女性作者撰写的鸡胚胎学论文时，说这篇论文的语气“太热情”了。

另外一位男性审稿人则这样拒绝一篇由已经成名的古生物学家Pamela Robinson撰写的论文：“野心太大了” 、使用了“情绪化的表达”。他用来佐证的例子是 “单调的气候”和“美丽的秋色”之类的说法。Robinson在论文中呼吁，要把气温上升和冰川融化的证据整合到古气候学的研究新法中。虽然我们的样本比较有限，但是我们只在女性作者的稿件中看到审稿人发出了这样的抱怨。

到20世纪80年代，皇家学会中女性会员的比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但是给学会旗下期刊投稿的作者不太可能看到女审稿人审阅自己的论文。事实上，在许多年里没有任何女性被列为审稿人。其实在1969年针对审稿人的编辑规范已经放松了，非会员也可以做审稿人。不幸的是，我们无法知道可能被邀请担任审稿人但却拒绝了的女科学家的人数。

女性承担了其它更为显眼的角色。生物化学家Patricia Clarke和免疫学家Brigitte Askonas都是理事会成员。1991年，发育生物学家Anne McLaren成为了学会历史上首位选举产生的女性官员（外事书记）。另外，在80年代当选为学会会员的许多女性都年届退休或已经退休，她们的参与度不如年轻人高。

真正的平等？还远远没到

在1990年前后，皇家学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废止了要求为稿件找一位“通讯员”，以及对女性采用歧视性的称呼的做法。

学会旗下有两本期刊现在有了女性编辑。2016年，26%的出版委员会成员都是女性。不过我们并没有从1990年开始的女性审稿人的数据。

2018年2月，皇家学会的女性会员的数量为124名，只占8.5%。与此相对，2017年英国24%的教授是女性。这样巨大的差异意味着，和男性同僚相比，每个精英女科学家都面临着更大的压力，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比如出席会议、担任评委会成员、指导学生等等。

一位男性会员在2017年的一次访谈中谈到了这一点。他对女性担任学会出版委员会主席一事表示欣喜，他说：“一般而言，强迫男人比强迫女人容易。我不愿意强迫女性……在大多数时候，做一名女科学家已经很不容易，更别提她们还要承担很多无偿的工作。”对于我们来说，他的观点恰恰说明了骑士精神的遗风可能限制女性参与科研。

在研究一开始，我们以为会看到在首位女性被选为皇家学会会员后，女性在期刊编辑工作中的参与度会稳步提升。可是我们的分析显示，有女性成为皇家学会会员并不足以扭转学会学术出版的组织文化。

我们的发现挑战了许多权威机构的观点——他们认为只要在由男性主导的群体里接纳女性就可以带来男女平等。要改变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传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它早就该被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