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止7月17日，全球累计确诊1390万例，累计死亡59万例，死亡率为4.2%；中国确诊85775人，死亡4651人，死亡率为5.4%，全球疫情还在呈指数上升。

自疫情爆发以来，中国社会组织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国内外抗疫行动中，据易善数据的统计，截止到2020年6月6日，全国（不包括港澳台）共有7347家社会组织参与应对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筹资工作，共募集资金380亿元人民币，支出资金315亿元，执行比例达到了82.9%，社会组织募集的资金为抗击疫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在看到中国社会组织以饱满的热情投身抗疫会战的同时，也看到疫情对中国社会组织的生存冲击前所未有。根据中国发展简报5月份调查的488家公益机构的报告显示,在疫情对执行型公益机构的影响程度方面，49.4%的机构属中度负面影响，即机构面临不少困难，但还能坚持；26.8%的机构影响较小，即机构面临一些困难，但工作基本正常；但对14.8%机构影响很大，将使机构难以为继。

每次灾难都是中国社会组织成长中的一次反思。这次疫情中暴露出中国社会组织缺乏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预案、缺乏处理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实践、缺乏处理应对危机事件舆情掌控、缺乏处理与政府协作关系的经验、缺乏专业管理人员应对危机事件。其背后折射出中国整个公益行业存在着“骨干缺失”的结构性问题。ABC美好社会咨询社统计显示，从年龄构成上看，公益行业从业人数在30到34岁阶段存在着明显的断崖式下跌，年龄上的断层体现在具体层级上，中层和资深员工年龄中位值只差3年，而高层和治理层的年龄中位值存在平均8岁的年龄差。这个年龄差反应在公益组织内部，机构的大脑和四肢中间有可能缺乏有效的链接。

中国社会组织走向专业化、走向国际，何为关键？国际公益学院代理院长黄浩明教授就此接受访谈。

“走出去”检验中国社会组织能力

Q：这次中国社会组织参与抗击疫情，一个最大的特点是走出国门，主动参与国际抗疫行动。对于中国的社会组织发展来说，是一次质的跨越，很多人为他们点赞。在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化中，您如何看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

黄浩明：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他们在参与全球公益行动中影响力逐步上升，参与全球治理中尤其是气候治理尤为突出。民间外交，需要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和贡献，需要社会组织从社区和老百姓个人之间的交往和合作。

Q：您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现阶段社会组织暴露出的问题有哪些？

黄浩明：首先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社会组织缺乏通畅的国际渠道和合作网络来推动国际行动。比如，美国在国际化方面有成熟的经验，侧重于扩大国际合作的机会；我们的邻国日本，则非常重视发展联合国志愿人员（UNV）的国际渠道；而巴西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联合国南南合作的现有政策。

其次，中国社会组织缺乏海外独立运作的平台，包括设立独立的海外办公室。由于国家的支持政策不到位，仅有极个别的中国社会组织在海外设立了独立的项目办公室，比如中国扶贫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等。

再者，社会组织“走出去”的能力不足。主要是因为绝大多数的社会组织规模较小、业务较为分散，缺乏专业性。在此次疫情期间，我们也发现了中国社会组织缺乏应对海外公共卫生事件的经验，组织的运作机制与治理策略也没有为之做好充分准备。

第四，社会组织缺乏专业和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具体包括有海外生活和工作经验的人才、拥有国际组织工作经历的人才、高水平的专业的谈判人才以及了解不同文化与地区工作的人才。

最后，社会组织走出去缺乏良好的外部环境。这其中最大的难题是缺乏国家法律和政策支撑，比如在对外物资捐赠、税收、外汇管理等领域仍在存在政策空白。此外，业务主管单位的审批要求也会影响社会组织对紧急公共卫生事件的响应速度。

Q：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中最主要的制约因素是什么？

黄浩明：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中最主要的制约因素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从社会组织发展外部的宏观环境的视角看，主要存在六个方面的制约因素。具体包括，政府对社会组织作用和地位的认识不足；社会各界缺乏对社会组织特点基本认知；企业对社会组织发展支持缺乏战略意识；媒体对社会组织发展宣传的专业性不足；社会组织之间缺乏行业协会的全面支持；学界对社会组织研究处于一个初级阶段。

第二方面，从社会组织发展本身的能力建设视角看，社会组织治理能力存在不足的难题、战略管理处于低水平状态、行业管理人员缺乏专业性、缺乏法治与透明管控能力、项目缺乏专业设计和评估，以及社会组织资金困境和人才流失问题。

Q：破解的关键点在哪里？

黄浩明：提升社会组织的治理能力、落实社会组织的战略管理、加强管理人员的专业建设、提升法治和透明管控能力、加强项目专业设计和评估、提升筹资体系和能力建设，归根溯源，解决公益的教育专业化问题。

Q：您认为公益教育专业化的内核在哪里？

黄浩明：首先它是使命驱动的，是要去实现慈善引领社会文明的愿景。公益教育需要构建善知识体系，需有专门的学校，专业的教研团队。公益教育不是简单的公益加教育，更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它是体系化的有灵魂的教育。特别是对公益典范的培养，不仅是解决专业化问题，更是用生命去影响生命。

Q：您曾提出公益教育是终身教育、跨界教育，如何解读？

黄浩明：信息爆炸的社会，未来的社会，没有一个人可以讲自己是专家，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新知识每天都在产生，新技术每天都在涌现，新创新每天都在进行，因此公益教育不是限定在某一个人生阶段，固化在特定的场所，而是随着信息社会的迅速发展，从出生到死亡都需要拥有积极的心态，不断学习的理念，每天学习的行动，将学习的成果有效的服务于社会。可谓活到老，学到老。

Q：如果给公益教育下定义，您如何定义？

黄浩明：赋能自己，系统思维，行动导向，使命引领，服务社会，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

Q：中国现阶段公益教育发展状况如何？

黄浩明：总的来说，还处于初级的发展阶段。表现在缺乏国家层面的顶层和系统设计，政府缺乏支持公益教育法律政策，社会力量的支持还很薄弱规模也不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国内的公益教育还缺乏影响力和有效性，公益教育机构也需要能力建设。

Q：从全球公益教育的角度来看，中国公益教育可以向国际上哪些国家取经？

黄浩明：世界各国在公益界教育都有实践，以色列、德国、日本、美国、法国、英国等都值得我们深度研究，研究什么呢？要研究他们的公益教育中的认知与改变；变革与教育；差异的认识；专业和训练；系统的思维；可持续发展等等。

Q：中国在公益教育的探索中做了哪些实践？

黄浩明：以国际公益学院为例，不仅是融合东西方慈善家的慈心善举，更是融汇东西方智慧的产物。学院以“善知识”为核心构建现代公益慈善知识体系，采用“理论引导、实践引领、行动至上”的教学模式。

现在，学院以新型慈善家、公益慈善行业高级管理人员、非营利机构领导人为重点培养对象，同时提供优质的特色课程，开办面向公众的网络在线教育课程。具体包括，面向全球知名企业家和新兴慈善家的全球善财领袖计划（GPL）；面向各类非营利组织高管人员及有志于公益慈善事业的企业家的国际慈善管理（EMP）；面向具备全球责任感和管理研究潜力的高层管理者和跨界人士，培养深谙商业运作逻辑，兼具社会责任视角的新型领袖的工商管理博士学位教育（DBA）；为公益慈善行业从业人员，全面提供基本的行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公益认证课程（NCP）；为社会各界有志于了解和从事公益慈善行业的人士，提供包括公益入门，公益项目指南，社会工作类课程等的大众教育（PPE）。

其中EMP是这些教学产品中历史最长的产品，本着立足本土、融贯东西立场出发 , 倡导社会创新和提升社会力量，构建全球最佳慈善知识交流网络及公益创投平台，推动运用专业化的公益慈善解决最为紧迫的社会问题。现在是五大学科加行动学习：课程分为“哲学人文学科、法学、 社会学科、管理学科、经济学科、前沿学科”五大学科，形成跨学科、综合性的 EMP 教学结构。在此基础上，以行动学习贯穿整个教学活动， 丰富各学科课程内容，拓展学科容量。

Q：对于公益教育未来的走向，您如何看？

黄浩明：公益教育的未来，离不开大数据，区块链等新的技术和运用，需要我们以开放的心态有效的将东西方文化融合，取之优势，伙伴互补模式。公益本身就是使命驱动和行动力的结合，所以公益教育应是社会责任为使命，行动学习为载体。公益教育还要打通公益与商业的界限，实现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兼顾，打破地区与国家的界限，实现全球合作，消除障碍，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