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据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博士在第四届中国慈善文化论坛上的演讲内容编辑整理。“科学精神与慈善文化”是本届论坛的主题。

什么是科学精神？一是求实，不断地寻求全面事实；二是创新，在看到事实的基础上寻找突破的解决方案。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最终要做什么？是要解决问题。

我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是一名分子生物学博士，之后进入麦肯锡做管理战略咨询，在2015年加入了盖茨基金会。如果从我事业发展的三个阶段来看，貌似只有第一段历程与科学精神直接相关；但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看，其实科研、商业和公益，每一段历程都是与科学精神相关的。

科研的根本是解决问题，其核心驱动是好奇心。好奇心可能是人类最宝贵的东西，不带有功利性，推动问题解决和科学发展，这也是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区别。人们普遍认为，科学技术是为了刺激经济发展，但如果理解了科学精神的本意，就会看到科学技术源于人类对未知的好奇。

商业的核心驱动是市场。市场不仅促进了商业文化的进步，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公益慈善的驱动力是解决社会问题。全面理解事实和正确定义问题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两大原则。科学精神的第一步，是定义问题，定义问题的前提，是全面了解事实。而从科研，到商业，到社会问题，了解全面事实越来越困难，只看到片面的事实是我们面对社会问题时的核心挑战。

举一个例子。大家都知道盖茨基金会非常关注非洲，而非洲为什么重要？只有掌握全面事实，才能更深刻理解。我经常在一些场合引述一些数据，这些数据让我非常震惊：非洲是一个“年轻”的大陆，接近60%的人口年龄在25岁以下，并且年青人口正在激增，而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地区的青年人口正在减少。到2100年，全球人口大概会增长40亿人，其中有75%也就是30亿人会在非洲。理解这个事实，就会理解为什么要关注非洲。加大投资这些年青人的健康和教育，他们就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消除贫困现状的生力军。因为最终这个世界的连接会越来越大，在这个重大的连接下，我们需要有一个全球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事实。

再举一个例子。全球的疾病负担主要由传染性疾病造成，而传染性疾病负担的90%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但是，全球对这些传染病的研发投入非常有限——从1975年至今，世界上成功上市的新药总数约为1500个，其中针对传染病的新药只有20个，占比不到1.5%。为什么？因为给贫困人群研发药物不赚钱，在这里市场是失灵的。也正是因此，我并不同意 “商业本身是最大的慈善” 这种观点。我认同基于市场土壤之上的商业力量巨大，所到之处所向披靡；但是，商业本身很难光顾市场失灵的真空地带。

在看到全面事实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市场失灵”是社会问题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正确定义问题之后，我们再谈一谈如何去解决。  

大家可能知道盖茨基金会是全球最大的私人基金会，现在每年捐赠额约为50亿美金。这个数字听上去很大，但对于我们要解决的问题而言仍然是杯水车薪。那么这些钱都捐去哪儿了？这张图是我们累计受捐额排名前十位的机构组织，排名第一的是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盖茨基金会对它的累计捐赠将近37亿美金。对帕斯适宜卫生科技组织（PATH）的捐赠超过了24亿美金。世界银行也是盖茨基金会的受赠方，我们的捐赠已经超过7亿美金。

为什么捐给这些机构？如果看全世界核心的发展问题，无非是两类：一类是健康问题，一类是发展问题。通俗的讲，首先要确保人们能活下来，不要因为可以预防的原因而死亡；其次要保障一个基本脱贫的状态，因为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的发展基础，后面很多社会发展都不大可能实现。因此基金会的捐款主要集中在全球健康和发展领域，希望在这些基础的领域里多做一些贡献。

如果看社会问题，人类社会无非是三个领域：一个是公共领域，就是政府和相关部门；一个是私营领域，也就是市场；还有一个是社会领域，就是社会部门。而慈善有非常了不起的特性，首先慈善是创新驱动的，讲到慈善，我们总认为是有情怀，有善心，但是情怀和善心是每一个公民都应该有的，不仅仅是做慈善和公益的人才有。反而专业从事公益的人，其实应该时时刻刻在思考创新。第二是不惧风险，如果做投资，你肯定会要求回报，但做慈善的时候，你默认的资金回报率是负的100%。因为不惧风险，可以做一些更冒险的事。另外慈善最了不起的作用就是能够在公共领域推动社会共识的形成，这其实也是推动社会议题经常被忽略的。

在此基础上，我们把慈善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传统慈善，就是授人以鱼。你饿了，我给你一条鱼吃；你需要学校，我给你盖一个学校；你需要衣服，我给你捐衣服，这是非常重要的慈善捐赠形式，我们个人做的志愿服务也属于这一类。第二类是战略慈善，就是授人以渔。比如针对一些社会问题做调研、传播、政策倡导，来推动公众认知和政策、法规的改变。第三是催化式慈善，如果还是用鱼来比喻，就是改变渔业的生态，吸引更多的人来做鱼竿、建鱼塘，把大环境改造好，使得这个鱼塘生存下去、繁荣起来。

从盖茨基金会成立之初，我们就希望通过催化式慈善推动整个生态的进步。怎么做呢？通过多维度创新来解决问题。

在着手解决问题之前，我们还要再次提及科学精神的第一条——“求实”，掌握全面真实的数据。这是科学研究能否成功的重要前提，大量的科研投入都是在这方面。但到了社会问题，采集全面数据往往变得很困难。正是基于此，基金会这些年大力支持的一个机构是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该机构是做基于全世界人口的健康大数据分析的，特别是针对欠发达国家。他们的研究数据非常有意思。比如它有一个图，展示的是不同原因导致的伤残调整寿命年——简单来讲，就是看人是因为什么而损失健康生命的。

如图所示，蓝色是指非传染病，像癌症、心血管病等等；红色是传染病，像艾滋病、结核病等等；绿色是车祸、自然灾害等等，颜色越深，说明它在增加，颜色越浅，说明它在减少。上面的图是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数据，中国这些年随着人口健康情况的好转，已经跟第一张图非常相似，这很了不起。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是这样。我们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开在两张图上，那么区别就非常明显了。传染病是发展中国家主要的致命因素。然而，正如我所提及的，全球只有不到10%的研发投入在这方面。把这些数据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推进多维度创新时，比较明确地看到需要投入的领域。

简而言之，盖茨基金会的多维度创新主要涵盖三个领域：产品创新、模式创新、以及倡导和资源。

首先，我们大力开展有利于解决社会问题的产品创新，特别在针对传染性疾病的疫苗和药物领域，以及农业领域。因为很少人做这方面的投入。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疟疾。全球每年大约有2亿人得病，大概有50万人死亡。但其实从中国人发现青蒿素到现在，几乎没有其他新药上市。所以基金会支持这方面的新药研发。其实，不只是疟疾一个单一病种，包括结核病、艾滋病等等危害发展中国家人民最甚的传染性疾病，我们都有投入。所以，我当年加入基金会时非常惊讶，基金会里面有大量的同事是做药品研发出身的，有企业背景的创新工作人员。后来理解，那是因为我们需要理解这些创新开发背后复杂的细节，要跟业界合作、做研发推动。

另一个例子是农业。如果我们看到全世界最贫困的人口，其中有3/4是小农户，一家子每天的收入可能少于2美金。而这些贫困人口中有很多存在营养不良的情况，特别是在孩子当中。我们知道儿童早期营养对未来的心智和身体的发展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你缺失了这方面基本的条件，后面很多的问题需要有巨大的社会成本才能弥补甚至根本无法弥补。所以，我们在这些领域也有很多投入，开发包括改善营养不良的相关技术产品，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创新研究。

其次，我要谈谈模式创新。如果讲到疾病和发展方面的缺失，首先要有产品、有药、有疫苗，以及能够增加营养的食物等等。但这些产品创新就足够了吗？当然不够。我们还需要模式创新——如何能够让这些产品到达需要的人的手上？让疫苗打到非洲国家孩子的身上，让有营养的食物到达人们的手里？这个事情是非常困难的。我们讲中国要发展先修路，但路只是一部分，光有路是不够的，你还要有卫生体系。如何能达到有需要的人的身边，是一个巨大的模式挑战。再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就是基金会累计捐款最多的组织。它成立的初衷就是让80个最穷国家的孩子打上疫苗，而且疫苗还要足够便宜，有足够好的质量，还可以全球追溯……可想而知，这一定是非常复杂的问题。Gavi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是推动急需新疫苗的发布和推广，让最需要疫苗的国家的孩子们能够实实在在地用上疫苗。第二是加强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很多贫困国家和地区面临电力供应不稳定，没有冷链设备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Gavi联盟的成员会投资研发和推广创新技术，以强化卫生保健系统中的薄弱环节。第三是塑造市场，很少有企业愿意投入如此巨额的资金去开发和生产这些疫苗，毕竟企业要营利，不能只靠情怀。因此，Gavi的解决方法是：整合多个国家的需求，形成规模效应，确保一个可预测、相对大的需求量，并以捐赠国家的长期承诺向生产企业提供担保，从而降低企业的投资风险和生产成本，然后再以较低的价格进行疫苗采购。最后就是提升投资的可预见性。基金会是Gavi的主要捐赠方之一，同时还包括DFID（英国国际发展部）和其他一些基金会和企业的捐赠。在此基础上，我们以政府承诺作为抵押，再加上世界银行的背书，创新地在资本市场上发行“疫苗债券”，以此筹集更多的项目资金。从2000年成立到现在，由于不懈推动模式创新，Gavi已经取得了非常了不起的成果——全世界有7.6亿的儿童打上了疫苗，挽救了1300万儿童的生命。

还有一个我们非常自豪的例子——支持中国药品审批制度的改革。我们药品审批制度的巨大进步背后，是大量团队做的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基金会在其中也提供了技术、专家和资金方面的支持。药品体系的进步和改革，能让中国产品进入国际药品采购市场，同时也能让中国企业走向国际。改革之前药品在中国上市和在国外上市的时间经常会有6到8年的差距，因为这次改革，这个差距最短缩短到只有3个月，让更多人从中受益。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真的要为他们鼓掌。

第三个维度的创新是倡导和筹资。大家可能要问，你们已经是最大的基金会了,为什么还要筹资？首先要说明的是，我们呼吁大家捐钱，并不是捐给盖茨基金会，而是捐款支持全球健康与发展领域里很多问题的解决。当你面对的问题是世界范围里的大问题时，钱永远不够。盖茨先生本人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到处募资，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一个是全球基金（Global Fund），中国曾经是这个基金很大的受援国。全球基金通过全球范围的融资以及药物和医疗产品采购与供应等帮助发展中国家抗击艾滋病、结核病、疟疾等重大传染疾病。

2002年至2018年底，全球基金伙伴关系支持的卫生计划已挽救了3200万人的生命，因艾滋病和疟疾致死的病例下降了40%。这是多么深刻的改变！

全球基金每三年在全球开展一轮筹资活动，主要捐赠方是很多发达国家的外援机构。下面的照片拍摄于今年11月在法国里昂进行的最新一轮筹资，筹到了破纪录的140亿美金。其中包括盖茨基金会捐助的7.6亿美金。  

另外，这次盖茨先生来北京之前，在中东出席了一个为全球根除脊椎灰质炎行动筹资的活动。这次活动募集到了26亿美元，能够为4.5亿儿童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盖茨基金会捐赠了其中10亿，英国、美国也提供了大量的捐赠。

关于小儿麻痹症大家可能都知道糖丸的故事，这个疾病离我们貌似已经很遥远了，但最终消除它却无比艰难。在人类历史上消除的传染病至今为止只有一个——天花，脊髓灰质炎很可能会成为第二个。现在最流行的地区是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可能是最后几十个病例了。那为什么还要花几十亿美金？因为一个传染病的消除需要广泛的免疫接种。只要有传染源，就不能确定下一个发病的孩子是谁，所以需要大量的卫生体系投入。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建立的一个全球倡导的平台，叫做“目标守卫者”（Goalkeeper）。意思是希望全世界都去关注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发挥各行各业的优势，呼吁全球资源投入到推进目标实现的领域中。在千年发展目标阶段，中国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我们也希望把中国这些年在传染病防控和母婴健康等方面的经验介绍到更多发展中国家，让全世界对这些问题的解决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回到这次大会的主题，何为科学精神？我想用三个词来总结。

首先是理性。理性是对事实的不断追问：有没有数据，有没有更全面的事实，有没有正确地定义问题，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去理解这个问题等等。真正关注社会问题的人都是非常理性的人，理性是一切的基础。大家都认为公益是一个感性的行业，感性固然重要，但只有理性的去思考、去追问，才能真正接触到问题的本质。

第二是温暖。其实特别是在我们这样的机构工作，会发现每天接触的问题一点儿都不温暖。比方说你要想怎么给某个机构雇一个研究员，能够完成帮助他们完成某项工作，这些其实是非常琐碎的事儿。但所有工作的核心理念来自对这个世界的关怀，关怀带来的温暖也是科学精神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第三是勇气。当你关怀那些往往被忽视的人或事的时候，会发现经常不那么“主流”，所以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因为直面真实需要勇气。

既要有理性，又要温暖，还要勇敢，你会发现这些词汇的交集是孤独。但我想在这个孤独旅程上跟大家分享一句常常激励我的话，与大家共勉：“永远不要怀疑一小群坚定的人能够改变世界。事实上，世界一向是由这些人所改变的。”

文章来源 | 盖茨基金会

图片来源 | 盖茨基金会

网站编辑 | 郭超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