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收到邀请为 2019 年记者日撰稿的时候，我是拒绝的。因为就我过往经历来看，严格来说，我并没有记者的“资质”。但最后，我还是说服了自己，因为陈述和记录，表达和传播，就是我曾经和现在的工作状态，从这个角度看，我的工作或亦可称之为“记者”，而与我一样，每一个人，其实同样都有潜质成为时代的记录者和传播者。

下面就是我作为一个公共卫生“记者”的故事。

// 学科之间的界限没有这么明显 //

我是读流行病学与卫生统计学的，一般来说，对口的工作是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这类型公共卫生部门任职。

而在我上学那会儿，刚好是国家加大艾滋病防治投入的时期，因缘际遇下，我跟着各个项目组，出入戒毒所、各种发廊和卖淫场所，男同酒吧、男同浴池，接触了很多性工作者、注射吸毒者和男男性行为人群。

和读到文献不同，这些流行病学观察和调查的机会，让我有机会面对面见到日常生活可能很少机会接触到的“边缘人群”。而为了提高我们的调查技巧，我导师还安排了我们接受系统性的社会学调查培训，因此，我还有机会和他们深入地聊天、沟通，了解他们的行为、习惯，甚至有时，他们会和我分享他们的感受、情绪。

有一年夏天，我参加了一个国际项目在南方小城对性工作者的调查。调查工作要求我们深入到城乡结合部的小发廊找到“站街”的性工作者，了解她们为什么不愿意使用安全套。我初时对此非常不了解，安全套几块钱一个，有时甚至免费派发，有什么理由不使用？

但采访到的一个小姐姐，当时给了我一个震撼的回答。她告诉我，她们接待的农民工，因为长期远离妻子，性需求得不到释放，因此到发廊找她们解决需要，是跟吃饭一样的需求。但去发廊，就像下馆子一样，是“奢侈”的。有时甚至需要少吃一顿饭来满足一次性释放，因此，就算是几块钱一个的安全套，对他们来说也是额外的花费。他们首先在乎“吃饱”，而健康的性行为，更像是“吃好”，他们还无暇顾及。

这样的观点和故事，让我产生了一种记录的欲望。研究要求我每天的所见所闻所想，记录的时间长了，我有了更流畅的叙事习惯，也有了更强烈的表达欲望。我开始和身边的人讲述我的所见所闻，去分享自己的想法，去加深或扭转身边的人对艾滋病和对艾滋病高危人群的认识。

现在想来，尽管我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记者培训”，但对真实世界观察、记录和陈述需求，在学科间，也许并没有那么明显的界限。流行病学讲究病因的分析逻辑，社会学调查讲究探求真相的技巧，更是成为我后来跨学科发展的优势。

// 公共卫生，也是让信息流动起来 //

2012年左右，我被推荐接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中心的一个项目职位，怀着惴惴的不自信，竟通过了面试。3年多的项目经验，让能更有更高的角度，看待公共卫生。

我们的工作中其中有一项，是需要向感染艾滋病病毒的男男性行为人群，介绍抗病毒药物尽早、规范服用的必要性。项目团队当时做的宣传材料非常用心，短短几百字的内容，凝聚了当时中国艾滋病抗病毒大多顶级专家的意见，经反复锤炼，再交由专业设计公司加工印制。即使到现在，还是我接触过最易读、也最严谨的宣传资料。

但是，用现在的话来说，我们当时并没有分发的渠道。

这样好的资料，只能印制成小小的折页，通过中心疾控分发到地方疾控，再由地方疾控分发给各个男同小组。有多少能到感染者手上，有多少人读到，有多少人读懂，还是说有多少可能长期躺在库房，我们无法得知，也无法把控。但，这就是当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有效信息因为方法、渠道的不成熟，无法传递出去。

在项目工作几乎同时，我陈述的欲望还是没有降低，于是，我开始为像果壳那样的科普平台撰稿。

2011 年左右，网络上流传一个“患者往大盘鸡滴血恶意传播艾滋病”的传言，艾滋病病毒无法通过消化系统传播已经是定论，但这个传言依然如草原烈火一样蔓延。我当时没忍住，受果壳邀请，哼哼一顿写，把这个传言各种不实之处一一列举。

文章一下子传遍了网络，很快传言也消亡了。

我开始意识到一件事，公共卫生工作，其实就是让专业的事实和观点得到更高效、广泛的传播，不论是在疾控从事传统的、专业性工作，还是通过科普平台传播和扩大声音，都是在公共卫生工作上的贡献。

我开始思考，我认定有意义的工作，或者可以有更高效的实现方式。

// 我不是记者，但没有停止学习当一个合格的记录者 //

2015 年前后，丁香医生团队创立。丁香园是我在读书的时候，就知道并信任的平台，医学学习很多需要的资料和讨论，都是在丁香园找到的。因此，在丁香医生成立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就加入了。

和丁香医生面向大众传播科学健康信息不一样，2016 年始，我开始承担 “丁香园”旗下所有同名社交媒体的运营工作，面向医护人员、医疗行业从业者、媒体，甚至大众传递医疗行业信息。

这样的工作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这个职位对临床实践的经验和媒体素养要求非常高，我的角色更多是对选题的把握和叙事边界的判断。

从不断踩到的坑里，我慢慢摸索出属于丁香园自己的传播风格，信心也在慢慢增加。

我深深认识到，我所从事的传播工作，本来就需要跨学科能力，我不再对自己不出身于临床和传播感到不自信。因为我发现没有任何一个临床医生能熟练和对所有垂直学科知道得巨细无遗，也没有一个传播学者天然掌握报道医学领域信息的能力。

不断的学习，才能更好地承担一个“医学信息传播者”的角色，我是，我相信其他需要承担这项工作的人，也是。聆听、记录和陈述，让信息流动，才能更好地承担这项工作。

所幸，我身边有非常多愿意帮助我给我支持的前辈，比如我当时的老板丁香园 CEO 张进、果壳网的前主编拇姬老师、传播学研究者方可成老师，以及当时合作的很多临床专业、媒体业的老师，都给我非常多的支持。

// 聆听、记录和陈述，是缝隙的光 //

现在我已经离开这项工作了，虽然依然是从事和医学相关的内容工作，但性质并不一致，那么，我已经不再承担“健康传播”工作了吗？

我觉得不是。

前两天，我从广州飞到北京，代表我目前所在的团队《NEJM医学前沿》和腾讯合作举办了2019年的ME大会。我的工作是邀请来自全球顶尖的医学科学家参会，在癌症、艾滋病、自杀等医学领域的分享他们的前沿科研成果。

But 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怀着五个月的身孕，穿着小礼服，蹬着高跟鞋，风风火火承担着我的本职工作。一半人自始至终没有发现我怀孕了，一半人发现我怀孕以后大惊小怪“我前两天没看出来”。

嗯，这其实就是我现在可以做的“健康传播工作”：在机场过安检的时候，谢拒善意的安检人员放弃设备检验改用“手检”的建议，为的是传播孕妇不需要过度担心辐射的健康信息；工作时积极，不隐藏，也需要得到额外的照顾，为的是孕妇不是“病人”不是“豆腐”的信息；我跟接触到的每一个人都分享我的理念，作为孕妇，我唯一需要禁忌的是酒精，需要家人照顾我控糖减盐的饮食需求，分娩时我会乐于接受无痛分娩……

这就是我对“记者”的理解，不要因为不可改变的限制而灰心，去聆听、记录和陈述，聆听尽可能多的声音，记录所有的事实和观点，分析判断所有信息并尽自己的能力去陈述，不因声量而改变信念。每个人，都可以是时代的“记者”和“传媒”。

文章来源 | 乐天行动派

图片来源 | 乐天行动派

网站编辑 | 卢玢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