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们是在讨论性别议题，但是，性别是和很多结构性因素相互交织产生关系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农村留守妇女的生存境遇时，不禁要问这些现象背后的问题根源是什么呢？那就是当下我们的社会正在进行的不可逆转的现代化发展进程。

中国农业大学一直致力于中国的“三农”问题，作为农业院校中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我们的团队也一直关注农村的转型研究，尤其是农村留守人口的研究。

最近一本关于农村留守人口的研究专著是《双重强制：乡村留守中的性别排斥与不平等》。这本书基于团队2013年在河南10个村庄进行的农村留守妇女的实地研究写作而成。通过深入的田野研究，和对农村留守妇女的深度访谈，我们发现，农村留守妇女承受着商品化社会、传统性别规范的双重强制，这些制约因素对她们的生产活动、家庭照料、性别关系和能动性等产生了一系列影响。

“照料工作”仍是女性留守的重要因素 

从1980年代初开始，河南省固始县和新县的农民就已经开始了外出打工的漫长历程，外出务工的最主要目的是实现家庭收入的最大化。今天的农村家庭早已无法实现自给自足，现代化的发展正在给所有农村人口带来一种商品化的“无声强制”。

商品化的意思是，村民们需要更多的现金货币去购买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去给孩子交学费、给老人买药、给儿子盖房结婚，满足家庭的所有生计的需求。这在以往一家一户的自然经济里是远远不能想象的。之所以“无声”，是因为这种强制性，人们可能感觉不到它，它对人们行动的引导作用不会像社会规范、规则那样清楚明白，但这种压力是无时无刻不在的。

村民们经常会说，“处处需要钱，不打工没办法”，“现在是金钱社会，钱太重要了，没有钱不行，所以必须去打工”。即便是在一个村庄内部，农户之间的贫富分化也在加大，和别人的经济差距会让村民觉得没面子、低人一等。

一位留守妇女在访谈的时候激动地说道：“不出去挣钱，家里来客了你不能做出一大桌像样的、和别人家一样的菜，你就没面子；你穿得不像别人一样，别人花2000元买衣服，你花700、600，你就没面子。”这种贫富差距给所有的农村人口，特别是留守在家、无法出去打工的女性带来了强烈的心理压力和剥夺感。

一般来讲，“货币收入最大化”是农村家庭做出“外出”或“留守”决策的主要原因。但在村庄，“照料工作”仍然是决定女性留守的重要因素。传统的性别规范认为女性自然而然就应该承担照料子女和老人的家庭分工。处于不同年龄的留守妇女所承担的照料工作也有所不同。

20多岁年轻的女性留守农村的原因是生育，她们留在农村往往是暂时性的，当孩子断奶之后，她们又会回到城市打工；30岁到45岁的妇女留在农村的主要原因是照顾孩子上学，特别是近年来出现了很多“陪读”妈妈。值得一提的是，“陪读”现象的出现和农村地区的撤点并校息息相关。教育布局调整政策实施之后，很多农村没有了小学，很多地区小学一、二年级的孩子也要到县城上学。因为不放心孩子小小年纪就在学校寄宿，很多农村妇女留守的重要目的就是陪孩子去县城读书。而45-55岁这个年龄段的留守妇女，她们留守的重要目的通常是为了照顾孙子女。她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既要照顾孙辈，又要照顾自己的子女。可想而知，她们的家务劳动非常繁重。

既然必须留守，女人们就会想很多生计策略来安排生产生活，以便在留守乡村的同时还能多挣一些钱。比如她们会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如果农村的基础设施整体薄弱，对女性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农忙时节的灌溉、收获时节的收谷，需要村庄有配套的水利设施、道路建设，女性要想靠自己的体力来完成这些农活，会非常辛苦。也有一些女性会通过雇工、雇机器甚至是抛荒的方式，来减少自己在农业生产上的劳动投入，减轻自己的劳动负担。

还有一种趋势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那就是农村留守妇女自身的劳动力商品化。有些妇女会把自家的地流转出去，再到村庄当中的大户或合作社里去当农业雇工。做雇工挣到的钱，可能比她们种自家的两亩地一年的收成还要多，所以一些妇女更愿意把土地流转出去，尽管这对家里的粮食保障会产生影响。

可是，男性相比，女性雇工的工资更低，她们在做繁重农业劳动的时候还要兼顾家务劳动。调研过程中一位大姐介绍了她在农忙时做农业雇工的时间安排，每天早上4点钟就要起床给孩子做饭，晚上7点半收工回到家之后还要收拾家里的琐碎家务，10点多才能休息。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女性会在家里做一些来件加工的手工活，例如组装打火机、给鞋面钉珠等等。但是这样的收入来源也是非常不稳定的，给她们发包加工活儿的小企业、小厂子可能随时会在竞争中倒闭和破产。

“照料赤字”

承担繁重的生产和家务负担时，农村留守妇女的身体健康和心理状况却常常无人关注，她们自己生病的时候常常无人照看。我们把这样的状况称为“照料赤字”。

2013年冬天，我在河南的一个村庄访谈一位大姐，她讲述了自己生完孩子十几天时，因为无人照顾，而不得不去冰冷的河水里洗衣服。她因此落下了严重的“月子病”。再反观城市女性在生育之后受到的百般呵护，这样的对比让人深深感受到农村留守妇女所得到的照料匮乏，感受到她们在留守生活中付出的身心代价。

家庭内部的照顾劳动是一种无酬劳动。男性在工地上干活，干一天有一天的收入，但是女性在家里忙活一年，不会有人给她发工资，她也挣不来工资。虽然她付出很多劳动，但是这样的劳动没有报酬。因此她们的付出往往具有不可见性，以至于连妇女自身都不认同自己的劳动付出。

当你去问一个妇女，“你认为家里谁贡献大”的时候，她们通常会说是“那肯定是我老公贡献大，他给家里挣来钱”。如果问她们“家里谁的地位高”，她们会说“家里谁能挣钱谁说话就算”。她们虽然知道自己很辛苦，但是却不能认可自己的劳动付出。

 留守女性的婚姻与感情 

留守妇女或者农村流动人口的婚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问题。

在与丈夫的长期分离过程中，留守妇女倍感孤寂。在访谈当中，有的妇女说“和丈夫结婚20多年了，加起来在一起时间没到一年，我们这些农村妇女太可怜了”，有的妇女说“白天孤孤单单，晚上孤孤单单一点意思都没有”“不知道什么是爱了”。

远距离的婚姻维系也让留守妇女面临着婚姻关系不稳定，甚至是婚姻破裂的隐忧。无论是男性外出、女性留守，还是女性外出、男性留守，夫妻双方的分离都可能导致婚姻危机。对于留守妇女而言，当遭遇婚姻危机时，她们往往是被动的承受者。留守妇女并没有实质的办法来维系自己的婚姻，只能把希望单方面寄托在丈夫的责任心上，“如果他还有一点责任心，是不会抛弃我们一家老小的”，这体现了农村留守妇女在婚姻维系中的被动处境。

当遭遇丈夫出轨、面临婚姻危机时，留守妇女通常选择隐忍。因为她们一旦离婚，可能就会面临无家可归的境地。受到“从夫居”社会规范的影响，妇女离婚之后大多没办法在夫家的村子继续生活下去，回到娘家的村子则可能受到娘家兄弟的冷落。当一个农村妇女想要离婚、获得自由的时候，她又会面临重重阻碍。

阻碍来自于她的丈夫所在村庄和家族施加的阻力。同时她又缺乏可以利用的社会关系资源，也没有经济上的独立性，一旦离婚就很难带着孩子继续生活。流动给了农村女性一定的抗争渠道，有些留守妇女以外出打工、一走了之的方式来反抗婚姻的枷锁，有的妇女甚至还以自杀的极端方式来摆脱婚姻。

 缺席的领导权 

当男性外出，女性在家里管种田、管生产、管家务的时候，是不是女性的地位就会因此提高呢？也是，也不是。

农村家庭的性别角色分工通常是男主外、女主内。当男性外出，女性必然要承担起一部分原先由丈夫承担的“主外”的角色，参加一些原本由男性参加的活动。在村庄里，很多事情主要由男性参与，例如家族祭祀仪式、村庄选举、村庄公共会议、红白喜事等社交场合。当男性外出之后，留守妇女更多地参与到了这些活动当中，她们的性别角色变得扩大化和复杂化了。

在子女教育、农业生产、家庭财务管理等方面，留守妇女的决策权的确有所提升，但是她们在外务工的丈夫依然拥有缺席的领导权。如果问到女性家里种田的事情谁做主、谁来决策，她会说“我做主，什么时候该上化肥，什么时候该打农药，这些都是我说了算”。留守妇女的决策权往往限定在这些常规的操作性事务上。

一旦涉及到重大的家庭决策，例如是否要把家里的地流转出去、要不要承包别人的土地，遇到这些战略性的事务时谁来做主呢？很多时候依然是在外务工的老公，男性依然具有缺席的领导权。

同时，留守和流动的这种人口变化也给农村的性别规范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村庄中人口外出的普遍化，农村家庭内部的性别关系发生变化，并逐渐在农村社区的整体层面重塑了原有的性别规范和性别关系，一些原有的女性禁忌产生了松动。

比如说在清明祭扫的仪式中，一些村庄的传统习俗是只能由家庭当中的男性组织和参与仪式，但是当农村家庭中的男性普遍外出之后，女性慢慢也被允许参与到一些曾经视为禁区的家族或村庄公共事务中。可以说，人口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重塑农村社会性别规范的催化剂。

虽然留守妇女的性别关系有所改观，但是她们能动性的发挥仍然受到多重制约。比如，是不是因为留守妇女对承担了这么多家庭责任、付出了这么多，她们相对于其他家庭成员、特别是男性的谈判能力就有所提高呢？外出丈夫往往能够认识到对留守妇女对家庭的付出和贡献，他们会对妻子说，“你很重要，家里没有你不行。”当夫妻之间发生矛盾的时候，一些留守妇女也会说威胁说：“我要出去打工了，把家里这摊子留给你试试。”

留守妇女对家庭的付出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自己的家庭地位和谈判能力，但这同时也往往成为固化她们角色分工的重要因素。丈夫会说，“这个家离了你不行，照顾老人、照顾孩子这些活儿只有你才能做得好，只有你留在家里，这个家才能支撑下去。”结果往往是女性留守的情况不断得到固化。

留守妇女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曾经在外务工返乡的，她们有在外务工的经历。大家往往会设想，有过在外务工经历的女性会拥有更多见识和社会资本，她们是否能动性更强、自主意识更高呢？其实也不一定。

城市的务工性质和工厂中的工作体制，往往会扼杀农村女性的能动性。每天工作8小时、12小时，甚至加班至深夜1、2点钟，这样的生活使女工的生活和交往空间受到严重限制，她们在工作场所的交往活动也会受到工长、宿舍长等管理人员的严格监管。这样的工作性质使女工很难有机会在城市扩展自己的社会交往、积累更多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

返乡之后，的确有一些女性会利用自己在城市里学到的技术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创新，例如有的妇女回乡之后自己创业开了小加工厂。但是对于大多数农村留守妇女来说，她们之前在城市打工过程中积攒的经济收入会在返乡之后慢慢耗尽，再次丧失经济独立性和资源优势。

 避免把家庭的作用浪漫化 

农村留守妇女的生活状况在流动与留守之间纠缠往复。当人口流动越来越成为农村社区的一种常态，那么村庄中的所有人群都不可避免受到人口流动产生的影响，或多或少承担着人口流动产生的不同代价。留守妇女通过维系家庭再生产活动而支持着劳动力的持续流动。留守老人，特别是女性留守老人，又让这些流动的代价实现了代际转移，原本应该由父母承担的子女养育职责被转移到了祖辈的肩上。留守丈夫同样也是如此，流动拆分下的生存困境。

谈到村庄的时候，城市人可能会联想到鸡犬相闻、守望相助的理想的共同体。但是，在人口大量外出的情况下，我们所看到的很多农村社区已经不再是守望相助的共同体了，严海蓉等学者称之为“虚空的农村”。因为在流动的大背景下，乡村的活力、乡村生活的乐趣和乡村的社会团结都在逐渐弱化。家庭自足性的生产逐渐让位于市场依赖和货币交换，互助、换工的劳动传统逐渐被雇工、雇机器所取代。

虽然我们是在讨论性别议题，但是，性别是和很多结构性因素相互交织产生关系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农村留守妇女的生存境遇时，不禁要问这些现象背后的问题根源是什么呢？那就是当下我们的社会正在进行的不可逆转的现代化发展进程。

当人们想到留守人口问题的时候，常常会认为这是一个家庭范畴的问题，认为这些问题自然会在家庭内部得到解决，不需要在国家的宏观层面进行政策干预。但是对于今天的农村家庭来说，它显然已经难以具备应对这一系列社会变迁潮流的行动力和自我恢复力。对于这些农村人口，需要积极的国家干预和社会保护。同样我们也很难用一种工具化的、简约化的办法来解决农村留守人口问题，它将是中国现代化和社会变迁过程较长时期存在的复杂社会现象。

作为中国农业大学的社会学研究团队，我们非常希望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推向更广泛的受众人群，推动学术倡导的力量。不管我们每个人来自哪个地域，来自哪个行业，都应该了解今天的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着怎样的变迁，今天的农村人口正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因为正是这些构成了我们共同生活的大的时代图景。

文章来源 | 南都公益基金会

图片来源 | 南都公益基金会

网站编辑 | 卢玢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