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我国企业家捐助占比93%，但美国的公益资金82%却来源于公众；据民政部数据显示，目前最方便大众参与的互联网公益在2018全年募集善款31.7亿元。

公益就是捐钱，这还是很多中国人心中公益的直接印象。

8月15日，民政部发布2018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8年底，全年有1072.0万人次在民政领域提供了2388.7万小时的志愿服务;全国社会组织捐赠收入达919.7亿元，比上年增长26.1%。

这一数据比1999年有着指数级增长。1999年时，全年民政部门组织筹集的社会捐赠资金及物资折合金额16.4亿元。

作为行业资深专家，《公益时报》社社长刘京回忆，1999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捐赠法正式生效时，时任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曾说，公益事业将来肯定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一个组成部分。

如崔乃夫所预言，当代中国公益曾伴随着国人渡过了非典、抗击了洪水、挺住了汶川地震，如今的中国公益不仅深入攻坚扶贫前线，也在为我们身边的美好社区默默耕耘，2018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各类社区服务机构和设施42.7万个。城市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78.7%，农村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45.3%。社区志愿服务组织（团体）12.9万个。

当然，时代从未曾停止对公益中国的考验，放眼全球与未来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刘京表示，目前我国企业家捐助占比93%，但美国的公益资金82%却来源于公众；据民政部数据显示，目前最方便大众参与的互联网公益在2018全年募集善款31.7亿元，腾讯公益、蚂蚁金服、阿里巴巴公益三家共募集28.35亿元，占比约九成，中国公益走向“公益中国”还大有可为。

1999年：国家公益事业的关键节点

1999年以前的当代中国公益蹒跚起步。有一个家喻户晓的公益项目在当时备受争议，但现在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原来竟是一项公益：现名为“中国福利彩票”的“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

1986年春天，时任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面对民政部的资金缺口，有了一个构想：用发行彩票的形式募集社会福利公益基金。在当时改革开放初期，国人对彩票仍存偏见，而用彩票做公益服务民生，更是被惊为“天方夜谭”。

经过一年多的争议与准备，1987年7月，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以及与此配套的《发行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试行办法》正式在国家层面发行，在全国开设10个试点省市。从1987年最后两个季度的1739.5万元销售额，到1989年的3.76亿元，福利彩票这一形式获得民众的认可也用了近两年时间。

1989年，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同年10月，时任理事长刘延东在会上宣布，建立我国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长期实施“希望工程”。提起手握铅笔头凝视前方的“大眼睛女孩儿”苏明娟海报，这是很多人会联想到一个画面。作为新中国改革开放后首批公益项目之一的希望工程，已经累计募集捐款53亿多元人民币，资助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逾338万名，建设希望小学15444所。

十年之后，1999年公益捐赠法成功立法，中国公益自此有法可依，原先几家公募基金会各自为战的公益格局也向着全国性的公益事业全面推进。

此时的崔乃夫也在设想着将公益事业做得更深更广，公益时报的创办就是这个大公益格局的一个缩影，刘京提到，1999年公益捐赠法立法后，时任民政部副部长的徐瑞新、党组成员杨建昌曾一起研究，商讨创办一家公益的媒体，或者说公益发展的媒体。

对于刘京来说，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抉择，因为没有人认为他会脱离体制身份去创办一家报社——1979年入职民政部，曾担任领导秘书，在多个部属业务司局和企业工作了20年，未来无论是从事行政管理还是企业运营，在他人看来都是前途不可限量。然而，他还是毅然选择办这份以公益命名的报纸。

2004：企业家捐赠走上历史舞台

2004年，《公益时报》首次发布中国慈善排行榜，而这一排行榜得以发布的逻辑前提是，中国已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公益事业当中，不能单纯靠一张新闻纸来推动企业家向慈善家转变。

一年之前，也就是2003年“非典”时期，公益展露头角，据公益时报统计，截至2003年7月31日，全国共接收社会捐赠款物40.74亿元，其中内地企业、个人捐赠27.44亿元，占比67.3%，党政机关及事业、社团组织捐赠6.1亿元，占比15%；与捐赠方以民间力量占多数的情况相反，接收一方在“非典”时期仍被官方垄断，民政部门、卫生部门、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及地方分会接收捐赠款物共占比93.2%，而剩余6.8%也由相关指定机构接收，面向公众的公募基金会仍是企业和个人献出爱心为数不多的渠道。

这一情况也在2004年有了划时段意义的改变：2004年2月，国务院通过《基金会管理条例》，正式认可非公募基金会；2005年6月，我国首个非公募基金会，香江社会救助基金会在香江集团总裁翟美卿的倡导下创立，成为我国首个由民营企业出资创办的基金会。

2005年1月，牛根生携家人捐赠了蒙牛乳业全部股份，并约定：在他有生之年，该等股份红利所得的51%归老牛基金会，49%归个人支配（而实际执行比例为，红利的67%归老牛基金会，33%归个人支配）；而待他天年之后，该等股份的红利100%归老牛基金会，家人只领取相当于北京、上海、广州三地平均工资的生活费。

2010年5月4日，福耀玻璃董事长曹德旺与中国扶贫基金会签署了捐赠协议，向西南五省（区、市）干旱灾区贫困农户捐赠两亿元善款。但曹德旺同时要求，中国扶贫基金会必须在半年内，以每户2000元的标准发放到滇、桂、渝、黔、川的近10万农户手中，管理费不超过3%，差错率不得超过1%，否则按超出部分的30倍赔偿。最终，双方敲定管理费为600万元，为捐款额度的3%。曹得旺要求捐款不能给当官的，也不能给有钱的，差错率要控制在1%以内。若误差超过1%，即按超出部分的30倍予以赔偿，但最高赔偿额不超过600万。曹德旺对这一近乎苛刻的要求表示：“事情做细些就不会错，还能防止被人冒领。”

2010年11月，两亿扶贫善款项目基本完成。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组成的评估团队对项目进行了综合评估，数据显示，缺损比例为0.85%，低于捐方1%的标准，达到曹德旺的要求。对于投身慈善多年的曹德旺来说，选择问责是第一次，但此前他在别处的钱也都“花得很明白”。曹德旺不止一次告诉媒体，即便在慈善领域，他也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制度和逻辑。对于他来说，这这场“对赌”两亿元的捐款是个试验，曹德旺也因此排在了当年《公益时报》中国慈善榜的首位。

2016年《慈善法》通过后，公募基金会数量增加的速度大幅下降。据基金会中心网数据中心实时统计，截至2016年12月31日，全国范围内已经注册的基金会数量达5545家，比2015年同期的基金会数量增加674家，年增长率为13.84%。其中，全国共有1565家公募基金会，占全国已注册基金会总数的28%；还有3980家非公募基金会，占全国已注册基金会总数的72%，以企业家为代表的民间资本对善款的出资、运营和捐赠蔚然成风。

从全民公益的层面上来说，中国公益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堆积在财富沙漏上方的巨大公益势能何时落到更广阔的大众平面还是一个未知数。

2011：公益全民化

比起被过分关注的浮于公益表面的数字，全民公益的心态尚未在全社会得到普及。

基金会在这个时期有了一个观念上重要改变，从前都是捐赠人拿着公益产品去募捐找公益项目，这时出现了通过发现社会问题，做成公益产品，再到募资的过程，更像是一个金融产品。

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在国际中并不算高的人均GDP水平，公民个人想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若没有互联网渠道的支持，不仅会加大实体慈善机构募集和统计的工作负担，更可能面临善路不通的困境。也在此时，互联网募捐出现，这为全民公益提供了便捷度。

移动互联网时代，公益慈善打开了新大门，朝着精细化、全民化、广覆盖的趋势发展。各类网络慈善形式通过社交的强关系性，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高效便捷的筹款渠道，对传统慈善进行有益补充。

2016年9月，我国慈善制度建设的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施行，规定没有获得公开募捐资格的个人和组织不得在网上公开募捐。民政部随后公布了首批13家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

2017年，互联网慈善将进入监管元年。相关部门将进一步建设慈善组织信息发布平台，对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进行随机检查，同时进一步发动社会监督，建立公众投诉举报邮箱。国家将通过强有力的硬性指标，确保慈善事业在阳光下运作。

据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和社会工作司副司长孟志强介绍，2018年，网民点击、关注和参与慈善超过84.6亿人次，一些基金会的网络募捐已经占到捐赠总收入的80%以上。

互联网公益在成为我国全民公益一个重要渠道的同时，对比2018全年31.7亿元的互联网善款，与腾讯公益、蚂蚁金服、阿里巴巴公益三家独占九成的现状来看，筹集金额、机构数量以及善款去向等的匮乏也不容忽视。

文章来源 | 经济观察报 

图片来源 | 公益时报

网站编辑 | 卢玢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