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运动员不仅仅可以拿冠军为国争光，更重要的是可以持续为社会发挥作用，他们的影响力并不会因为退役就结束了。

邓爸爸骑着自行车在前，邓亚萍跟在后面跑。

每天的晨跑从清晨五点多开始，从市体育馆到二七纪念塔绕着跑圈。邓爸爸骑行过程中要保持一定的速度，邓亚萍以此为追赶目标，才能勉强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晨跑，不挨罚。

那年，邓亚萍10岁，是郑州市乒乓球女队中最小的队员，也是最矮的。此前，她在河南省内同年龄组中一直都赢，得到了进河南省队集训的机会，但集训了一段时间后，省队教练让邓爸爸把女儿领回家去，队里不要了，因为“你家女儿太矮了，没有发展前途，我们都觉得她不行”。

“你自己怎么想，你认不认？”邓爸爸将淘汰的原因如实告诉了邓亚萍。

“我当时10岁，我懂什么。但我觉得我不认同教练的理由。”32年后，邓亚萍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道，“我当时就一个很简单的想法，那些留下来的队员都赢不了我，凭什么她们留而让我走。”

为了寻找继续打球的机会，邓亚萍进入郑州市乒乓球队，开始新一轮更艰苦的努力。这段经历，在多年后，邓亚萍做公益活动时，由她亲自讲给很多小学生听，勉励大家鼓起面对困境的勇气。

故事已经讲了11年。

你这么矮，是怎样得到世界冠军的

“我10岁的时候面临着人生第一次重要的选择，在重重挫折下是否还坚持学乒乓球，我最终没有放弃。”2015年11月4日邓亚萍在广西桂林市兴安县柘园小学六年级三班对小学生说。

这一天，她身穿粉色运动服，戴着红领巾，一头短发干净利落，一如在赛场上的那种干练和有气场，她带着中国十佳劳伦斯冠军委员会（文中简称冠军委员会）的多位“世界冠军”和欧美同学会的“海归”来到柘园小学。

柘园小学原是柘园村的村办小学，负责下辖11个自然村的孩子，后来，兴安县为了解决农民工子弟和留守儿童的上学问题，扩展了柘园小学的容量。2015年，学校6个年级总共有23个班，学生1549名，老师67名，算是当地规模较大的小学。

活动开始的前几天，六年级三班班长周娜就缠着校党委书记廖红霞问：“邓亚萍是否真的会来”。4日的课堂上，邓亚萍问，谁知道她第一次获得世界冠军时几岁。“16岁。”周娜立刻站起来答出了标准答案。邓亚萍的脸上满是惊奇，因为这些孩子们生活的时代和她运动生涯的时间相差太远。

“村里的孩子平时怎么可能接触到世界冠军。但现在冠军们来到孩子身边，有老师反馈：听到孩子们说，‘世界冠军’这四个字没有那么远了。好像变成了可以实现的理想。这种‘亲身接触’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柘园小学党委书记廖红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在交流过程中，孩子们的提问比想象中大胆、开放，他们不像大人们那么字斟句酌，总是直抒胸臆。比如有孩子会问，“邓老师，你身高这么矮，是怎样努力得到世界冠军的？” “你个子这么矮，你老公为什么喜欢你？”

该班班主任梁李回忆说，邓亚萍口才好，逻辑清晰，也善于抓住机会，把提问转化成教育孩子努力向上的契机。针对犀利的“身高”问题，邓亚萍说，一个人有些缺陷不要紧，只要拼搏努力，最后都会有收获的。

“我讲我10岁时的故事，是因为他们差不多年纪，讲我小时候我遇到什么问题，我如何应对，对他们来讲是特别简单的能理解的。”邓亚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除了讲励志故事和跟孩子们交流以外，冠军委员会还带来了4张乒乓球桌、100支乒乓球拍、40支网球拍、1副篮球架、1副足球门等价值近5万元的体育设施。

柘园小学的低年级每周1节体育课，高年级每周2节；专职的体育老师3人，兼职的1人。因为学生众多，他们每个人必须担任四五个班的教学任务。受捐前，孩子们主要的活动就是跳绳，高年级的孩子喜欢打篮球，但因为场地有限，活动很少。

受捐一个多月后，新的器材有一部分已经投入使用，比如乒乓球台，“孩子们很喜欢，一下课就挤在那里。还有网球。”在六年级二班班主任韦微看来，出身乡下的孩子们从前根本不会打网球，既没机会接触，也没有器材和场地，“现在也是，纯属瞎打，总是打到外边，或者跟打羽毛球一样”，但让她欣慰的是，冠军委员会的捐助，使之前运动器材极少的情况改善了许多。

中国拥有最多世界冠军的慈善组织

“同学们，你们对我了解什么呀？”广西籍的奥运体操冠军莫慧兰站在柘园小学的讲台上问。

“莫氏空翻！”同学们答道。

莫慧兰给孩子们讲了很多故事，一边讲一边手舞足蹈，就好像把体操动作带到讲台上。其中包括她练习时把脚指甲翻掉的疼痛经历，孩子们听后安静了几秒钟，随后教室内忽然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

在柘园学校当天，一位冠军委员会的冠军和欧美同学会的“海归”各自负责一个班级，为孩子们讲三四十分钟的一堂励志课，然后由世界冠军和他们一起做一项运动，最后进行了全体学生的接力跑比赛。整个互动过程持续时长约为3个小时。

从2004年开始，这样的慈善捐赠互动，中国十佳劳伦斯冠军委员会每年会进行4到5次。每一次，都会有3位以上的奥运冠军或世界冠军参与，奥运冠军或世界冠军都会参与，除了邓亚萍外，高敏、杨扬、谢军、莫慧兰、孙甜甜、孙海涛、王丽萍、石智勇等人都是活动的常客。

从1979年开始，国内举办由《中国体育报》牵头的“中国体育十佳运动员”评选，每年被选上的都是在国内外赛场上表现突出的国内运动员。很多运动员都将此奖看作运动生涯的一项重要荣誉。

2000年，劳伦斯世界体育奖创立，此奖由全球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2000名体育记者提名人员，然后由52名各领域顶级的退役运动员组成的劳伦斯体育学院评选，是唯一的全球性体育颁奖礼。由于在乒乓球领域无可争议的成绩和退役后出色履历，邓亚萍于2002年被推选为中国唯一一名学院成员。

除了评奖外，劳伦斯世界体育奖的重要板块是慈善，在全世界约40个国家进行着一百多个项目。“劳伦斯奖很好地把运动员的价值利用起来并更加放大，它号召退役运动员参加慈善活动，因为现役运动员要有更多的时间去比赛、训练，而退役运动员不仅有影响力，还有更多可支配的时间。”邓亚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随着劳伦斯奖在世界各地参加过多次慈善活动，深受感染。

体育慈善的理念，也很快得到国家体育总局的认可。从2004年起，“中国体育十佳运动员评选”与“世界劳伦斯体育奖”相结合，成为“中国十佳劳伦斯冠军奖”。凭借在运动生涯中赢取的号召力和在国际奥委会、北京奥组委任职的履历，邓亚萍担任中国十佳劳伦斯冠军奖委员会主席，许海峰、李宁、杨扬、高敏等一批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都成为该委员会委员。

“中国十佳劳伦斯冠军奖”在国内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但2011年颁奖活动后，该奖不再评选，但其相关的慈善活动却一直延续下来。

“评选、颁奖活动是对运动员一年一度的一个很好的认可，能做就做，但其实这并不是我们（体育世界冠军）热衷的。我们能有把握、身体力行地去做的就是慈善活动。中国十佳劳伦斯的评选颁奖和做慈善，完全是两个体系。慈善活动一直没有断过。”邓亚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冠军们不光是说教孩子们通过体育锻炼得到快乐，其实绝大多数冠军来自工薪阶层家庭，包括农村，家庭条件特别好的孩子不大会从事竞技体育，真的太苦了。所以从这个层面讲，今天所谓弱势群体的青少年和很多冠军小时候的家庭背景很相似。我们是怎么拼出来的，我们太清楚了，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例子，告诉现在所谓的弱势群体，你要像我们这样努力，就能成。”

世界冠军的慈善观

中国十佳劳伦斯冠军委员会成立11年来，每一次公益活动，邓亚萍都参加了，而她参与的慈善行动可追溯到声名鹊起之前。

进入国家队不久，邓亚萍就以“结对子”的形式，通过希望工程，资助一名河南小女孩上学。河南电视台曾携这名女孩到北京看望邓亚萍，和邓亚萍一同体验国家队的生活。在食堂吃饭时，小女孩不吃肉只吃素菜，邓亚萍问她原由，小女孩说，因为没吃过，吃不惯。

1992年，19岁的邓亚萍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夺得女单和女双两枚金牌，国家和省里给了她一笔奖金，她捐了5万元给河南希望工程。没过几年，她又拿出5万元，捐给当时国家体委对口支援的山西省的贫困县。之后由于退役持续攻读学位，慈善活动时断时续，直到冠军委员会出现，让邓亚萍有了一个全新的能调动更多力量的平台。

2008年，汶川地震后第四天，冠军委员会秘书处的魏薇被邓亚萍叫到中国红十字会，出席一个心理专家组成的救援团队的出征新闻发布会。会后，邓亚萍问队长，自己和其他体育冠军能为灾民做些什么。队长说，如果冠军能去就太好了，心理专家可能是辅助的治疗，冠军能给灾民带去更多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当时正值北京奥运会筹备的关键阶段，大多数委员都各司其职做着最后的冲刺，但仍有5名委员飞赴震区，同时还筹集到十多箱运动器材和奥运吉祥物。

在灾区的探访分别去了安置点的学校和救灾武警部队。心理专家和冠军们分别组合，进入不同的人群参与互动。心理专家负责医学方面的观察、引导，而冠军们所到之处，更多的是激起一阵别样的情绪。

“世界冠军和孩子们上一堂课，鼓励他们。不止是孩子，很多灾民都围过来，你能想象吗，有点像粉丝追星，那种鼓舞，在灾区真的见到世界冠军了，像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魏薇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当天的央视直播震区节目中，一直在滚动播着邓亚萍等人带领孩子喊着“超越自我”这句更多的是来自运动场上的口号。

半年后，冠军委员会第二次到四川灾区，有名喜欢乒乓球的10岁男孩，在地震中失去了一条腿。相关安置点问邓亚萍能否去见见男孩，邓亚萍立刻去了。

“和他合影时，他全身都在抖，一直在抖。我去之前，他可能觉得安置点的人骗他，见到我以后，他哇哇大哭，这也算是一种释放吧。”邓亚萍和他“较量”了几拍，“这种方式和心理医生的治疗不一样，平时在电视上看到的人出现在眼前，这应该算冠军的力量吧。中国的运动员不仅仅可以拿冠军为国争光，更重要的是可以持续为社会发挥作用，他们的影响力并不会因为退役就结束了。”

精神力量的需求常比物质更甚

在冠军委员会所进行的慈善活动中，据2007年以来详细完整的数据统计，活动分为：励志课堂以及孩子们和冠军面对面参加体育运动，参与学生超过3万名，一共走进26所学校。

针对农民工子女的“蒲公英计划”、关爱残疾和残障青少年的“心灵之光计划”、关注失足青少年的“携手明天计划”，是冠军委员会三个重点的慈善项目。

在每个活动前，冠军委员会秘书处都会到当地教委、具体的学校进行不止一次的探访，问询在捐赠项目上的具体需求。每个学校需求都不同，有的需要体育器材，有的需要电脑，有的需要一间简易的澡堂……

在探访前文提到的广西柘园学校时，冠军委员会发现该校有50名特困留守儿童，根据县政府的惠民政策，分别插班在柘园小学的一到六年级。这些孩子周一至周五以校为家，周末有时住校，有时也会去亲戚家，但是大部分的生活都是柘园学校的生活老师在负责。为此，冠军委员会和海归们捐出151000元，专门用于改善孤儿们住校期间的饮食条件。

“我们一般不去好的地方，好的不需要我们再帮了，只去最需要帮助的那个学校和那些人。学校提出了要求，我们回来看我们能做什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提供帮助。”冠军委员会主席邓亚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通过之前在团委的工作经验，邓亚萍带领冠军委员会迅速和各地团委建立了联系，以便更快捷地得到需要捐助的学校信息。

2010年，欧美同学会开始和冠军委员会合作，一起开展慈善活动。大批海归的加入，不仅为捐助解囊，更重要的是又多了一类人群在活动中和孩子们分享。

11年来，中国十佳冠军委员会的理念“体育鼓舞人心，慈善回报社会”一直未变，而冠军们在一次次活动中也更加坚定了自己和体育的影响力。

2010年，残奥会冠军孙海涛在北京市房山区创唯学校为活动做前期准备，这是一所打工子弟学校，冠军委员会打算为学校捐一些体育用品。他注意到，学校里一位十四五岁的少年正在捡别人喝剩下的矿泉水瓶子。

孙海涛询问了少年的家庭状况，得知他的父母不在身边，家境比较贫困，甚至交不起每年几百元的学费。孙海涛跟校长说，“既然让我遇见了，就帮他把剩余的学费交了吧。”

但细心的孙海涛发现，获捐后，孩子的眼中并没有闪过一丝的情绪波动，无论是欣喜、感谢、兴奋还是激动，他都没有从孩子的眼中读出。“好像对这个事情完全无视，也根本不知道他是怎么去想的。”孙海涛回忆说。

正式活动那天，冠军委员会给学校带去了足球，跟学校的孩子们一起踢。人群中，孙海涛又发现了那位少年。但少年只是远远地躲着看，也不敢上场踢。

恰好，有一个球传到了少年的脚下。从那一瞬间开始，少年眼中出现了孩子应有的欢乐的光芒，并立刻加入到队伍中，和冠军以及自己的同学们一起踢起来。

“冠军们不辞辛苦地做这些事，究竟是为了什么？”孙海涛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一刻我才发现，这些留守儿童的心灵一直在闭锁状态。孩子们最需要的并不是物质，而是精神上的力量。体育拥有打开人心的力量。” 

文章来源｜发展简报

图片来源｜发展简报

网站编辑｜瞿艳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