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日本学者落合惠美子曾经感慨：在中国，抚育幼儿的工作并没有全都集中在母亲一个人身上，这让日本女性非常羡慕。确实，近些年来虽然全职母亲的人数在增多，但大多数的女性即便在孩子年幼的几年里也没有停止工作。而祖辈的全力支持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根据复旦大学团队前几年的不完全统计，绝大多数的中国城市夫妇需要依靠父母帮助照料幼儿，而将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家庭更是由祖辈作为主要照顾者.中国祖辈对幼儿抚育的高度参与被称为“中国式隔代抚育”或者“中国式啃老”。这种抚育模式之所以受到许多批评，是因为其既不符合西方式“个体独立”的文化规范，也不同于传统孝道文化下“反馈模式”。年轻父母被认为在必要的抚育职责中缺位。

首先，与西方个体主义社会中由父母承担主要抚育职责，祖辈仅有限参与的情况不同，中国祖父母、外祖父母往往高强度、密集性地照料孙辈。尤其在需要大量生理性照料的幼儿时期，常常作为抚育的主要承担者。“密集母职”（intensify motherhood）是海斯(Hays)在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的年轻母亲后提出的概念，用以批判社会将母亲定义为理想照料者，以至于母亲必须以孩子的身心发展为人生目标，全方位投入幼儿的照顾，放弃自己的需要。实际上，如今中国的祖辈也扮演着这样一种自我牺牲型的密集照料者角色。为了支持子代的工作，他们必须承担起繁重的照料责任。不少祖辈甚至还需要学习科学育儿、快乐育儿的新理念，以跟上当代社会对养育孩子的要求。其次，不同于传统文化中的孝道观念，祖辈抚育模式表现出祖辈的弱势地位。从经济角度来看，他们的付出与获得往往是不对等的。学界将这种家庭关系形象地表述为“眼泪向下流”。也就是祖辈在抚育孙辈的过程中付出大量的时间、体力、精力、金钱，损耗了他们的健康、生活质量以及本可以为自己养老的各种资源。不少老人还承受着很强的精神压力。有的学者将之称为老年父母的“保姆化”。

在社会快速变迁的背景下，两代人能够在利益、情感与生活期待上取得共识与相互认同变得越来越难。相对于老年人，年轻一代更加快速地接受自由主义、个体主义的文化规范。对为人父母的角色、抚育幼儿的方式也有更新、更现代的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认同与情感结构未必符合上一代父母的期待。尤其是，照料幼儿不同于其他家务劳动，也不同于一次性完成的购房行为，是一项持续的、日常性的基于爱的“情感劳动”。因此，当祖辈高度担当责任时，两代人之间的情感互融、相互接纳与理解更为重要。而当双方在价值观、生活目标，或者对亲密关系的理解、抚育责任的分配发生根本性分歧时，就会因为情感不能互融而产生“被绑在一起”的感受。这时，家庭中的抚育氛围会变得生硬，易于由具体琐事引发矛盾冲突与亲情危机。上一代父母可能从理性出发，发出“带孩子不是我们的责任”的抗议，或者在冲突之后退出照料。年轻一代则不可避免地在现实抚育需求、价值取向与亲情、孝道文化之间顾此失彼。

综上，有必要将隔代抚育问题放在国家、家庭与个人的关系结构中分析。由于家庭权利在社会制度中的缺位，家庭在其资源被挤压、变得日益脆弱的情况下，两代人之间进行互助团结，以完成基本的育儿功能。在此背景下，传统的代际责任伦理与情感互赖关系被激发与强化。但同时，两代人之间也形成了代际矛盾与冲突的结构性可能性，以及正在发生或者可预期的道德伦理困境与亲情危机。在这一视角下，无论是“家庭美德”的传统道德规训，还是从心理学角度为个人开出的药方，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结构性问题。亟待改变的是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弱势处境。在家庭已丧失其传统的生产与福利功能的情况下，国家有责任为家庭实现其基本功能提供国民福利支持，从而减轻家庭的重负，为处于各种道德、亲情危机中的代际关系松绑。

原文转自丨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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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编辑丨李雅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