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全国社会组织增加值总量约2789亿元人民币，占当年GDP的0.37%，占当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的0.73%。而同年全国社会组织总支出约6373亿元人民币，占当年GDP的0.86%，约占当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的1.66%。”2018年7月16日，“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规模（N-GDP）测算”研究成果在北京国家行政学院会议中心发布。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社会组织不断发展，在促进经济发展、社会事业繁荣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现全国社会组织数量已超过80万个。不过，社会组织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贡献到底有多大，却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在此背景下，受南都公益基金会委托，由来自国家行政学院、中央财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重庆市委党校的9位学者，于2016年6月组成“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规模（N-GDP）测算研究”课题组，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北京万众社会创新研究院院长马庆钰教授主持带领下，着手对我国N-GDP（N即NPO）进行测算研究。历经两年，实现了预期目标，获得了重要发现。

会上，马庆钰教授汇报了研究成果，并邀请了行业专家学者就成果发布进行了精彩点评和圆桌讨论，对N-GDP测算研究成果提出建议和意见，共谋社会组织的未来发展之路。

社会组织对经济贡献占比较小

仍需国家政策杠杆针对性支持

马庆钰教授介绍，此次测算研究采用分层系统抽样方法，总共对截止到2016年底在民政系统登记的社会组织，包括全国三类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社会服务机构、基金会）各自增加值规模、社会组织活性程度等16个数据进行测算。

研究成果显示，2016年全国社会组织增加值总量约2789亿元人民币，占当年GDP的0.37%，占当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的0.73%。而同年全国社会组织总支出约6373亿元人民币，占当年GDP的0.86%，约占当年第三产业增加值的1.66%。

马庆钰认为：

中国社会组织在40年改革开放中经历了“复苏发展期”、“曲折发展期”、“稳定发展期”和十八大以来的“增速发展期”四个阶段之后，已经形成一定的气候，正在成为经济与社会建设的生力军，可以期待其在供给侧多元供给主体中扮演新的重要角色。

但马庆钰也表示，从GDP占比来看，“既便考虑我国社会组织范围与别国NPO范围的差异”，我国社会组织与发展中国家同行相比仍然都有数倍差距，“这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太吻合，说明社会力量的经济能力需要继续得到国家政策杠杆的针对性支持。”

该测算研究还显示，2016年社会组织增加值排在前5的省份依次是广东、江苏、山东、上海、北京。而如按照人均社会组织增加值计算，排在前5的省份依次是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浙江。

2016年“非活性和疑似非活性社会组织”超10%

近年来，我国社会组织在精准扶贫、养老助残、生态环保、慈善助困、志愿服务以及社会治理中表现抢眼，大大弥补了公共服务的不足。但社会组织的蓬勃发展也给科学监管、健康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多地存在着长期不活动、名存实亡的挂名组织、空壳组织。

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规模（N-GDP）测算研究抽样结果就发现，我国非活性社会服务机构的占比为10.85%，疑似非活性社会服务机构占比为2.83%；非活性社团组织占比为12.50%，疑似非活性社团占比为1.96%。

马庆钰表示，真正的活性社会组织要比政府公布出来的少。“即便不将疑似的计算在内，也有至少超过10%的是非活性组织，由此可推断2016年我国实际具有活力的社会组织大约在60万-63万家。”

另外，此次测算研究还发现N-GDP与GDP和第三产业增加值水平有高度相关性，这显示了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对社会组织发展的强劲带动作用。但社会组织发展数量与社会组织经济规模只有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

用数字说话 N-GDP测算研究跨出科学一步

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规模（N-GDP）测算研究成果以收入法统计，抽样对象为基金会、社团和社会服务机构在一定时期内产出的新增产品及其相关价值总和，样本相对误差率较小与会专家学者虽然对部分内容有争议，认为报告还需要进一步解读和深化研究，但普遍承认它完成了从0到1的过程，意义非凡。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深圳国际公益学院院长王振耀表示，此次对社会组织的经济价值的系统研究是开山之作，且对学术研究来说，在社会领域内运用经济模型的方法计算，从研究方法上也是非常大的突破。王院长说：“社会组织因其特有的经济价值，体量虽小但有可能撬动巨大的经济增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杨团表示，对待每一个数据，要有科学的态度，不要简单照搬别人的数据，而此次研究不论从概念界定本身还是学科之间的交叉上都比较谨慎，“从方法本身来讲，很注重科学性”。

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徐永光表示，他对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规模（N-GDP）测算研究成果“非常满意”。但他同时表示，从测算研究数据可以看出三个偏差。一是2016年在中国社会组织的年度总支出中，有超过一半多的支出没用于社会组织的直接产出，大量的支出去了政府，创造了政府GDP；二是社团和社会服务组织除了自己的服务收入以外，其资助主要来自于政府购买服务，而非基金会；三是大量的民办教育、医疗、养老等民非机构是公司在办，而这些是计算在公共服务和市场商业的投资里的，“这是最大的偏差”。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副会长王杰秀感觉此次测算研究数据，一方面可以让政府部门和公众意识到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迫切性；另一方面也可以为政府制定政策进行决策提供借鉴和依据。

对于各位专家学者的建议和意见，马庆钰教授也对下一步工作提出希望，一是希望能和民政部的统计部门进行交流，跟他们对接；二是希望能跟国际学界对接，让中国社会组织的研究走向国际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