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0日，“基金会论坛·陕西峰会”在西安举办，峰会以“从独善其身走向价值共创”为主题，探讨了中国基金会的历史发展。

在主论坛上，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希望工程发起人徐永光认为中国目前资助型的基金会还太少，一个好的公益生态需要基金会去支持那些优秀的一线社会组织，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但与此同时，徐永光也认为中国有非常好的运作型基金会。

在随后的环节中，研究者和来自不同领域基金会的负责人分享了他们的观察，讨论中国基金会的“蝶变之路”。

不同形态的基金会如何“独善其身”？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真爱梦想”）副秘书长谢鹏总结组织过去的发展经验，发现“真爱梦想”的“组织/产品成长模型”也可以给其他机构作为参考。这一模型分为逻辑验证、市场验证、商业验证、日常运营及组织创新四个阶段。

当公益组织发现社会问题时，首先会进入“逻辑验证”阶段，构建出一套解决方案和“产品原型”，并且开始小范围的尝试。这一阶段的资金和人员投入还不多，但已经有了一定的使命。

如果尝试之后发现这一原型还可以拓展到更多的地方，说明它可以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这时候就会进入到“市场验证”阶段。“最关键的是，有人捐赠，这是这一阶段非常典型的节点。”谢鹏说。

进一步，到了“商业验证”阶段，公益组织在人力、数据库、组织结构等方面会有所准备和提升。谢鹏认为在团队协作和组织发展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就是流程化和标准化。经过不断的迭代，最初的原型可能已经演变成了更多样的项目形式，推广到了更多的地区。

“真爱梦想有3500多个项目点，就是要做到组织规模化，要有规范的标准化和流程化。”谢鹏说，“‘商业验证’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就是这块业务可以脱胎于创始人而独立存在，它有自己的市场，自己能活下去。”

最后是“日常运营和组织创新”阶段。当公益组织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便会去追求日常效率的提升，调整组织管理结构和制度建设，谢鹏说：“在我看来，‘独善’和‘共创’之间的差异就在于，至少要经过商业验证，让自己能活下去。机构至少要具备一定的资源和能力，才能共创。”

2007年，“真爱梦想”开始在四川马尔康县（2015年撤县建市）搭建“真爱梦想中心”，在中心校建立图书阅览室和多媒体活动区。经过不同阶段的验证，测试硬件、软件、服务，到2018年，“梦想中心”已经有3319间，遍布全国。

陕西纯山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纯山”）副秘书长廖瑾表示,“纯山”属于运作型基金会。“纯山”是从发放助学金开始的，但慢慢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聚焦到了“教育”上，廖瑾说：“我们只是让一些上不了学的人有机会去上学，但没有进入到教育的内核里面去。”而且越往后，公益组织在发放助学金这件事上的竞争越大，“掌握的无非是钱（捐助资金）和人（受助对象）的信息，是中介而已”。

“纯山”的下一步是关注如何支持、帮助受助对象，并开展了英语、计算机等的培训，邀请同样经历的毕业生给学生们做分享。“这些也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因为我们一定没有课外辅导班做得好。作为公益组织，我们应该看到的是那些市场没有看到的价值，在主流教育体系里没有看到的价值。我们就更多的关注农村大学生的个人成长，他们如何解决困难，他们的独立能力，进入到这些领域的培训上来。”廖瑾说。

廖瑾认为公益组织正在慢慢发展，不再只是把事情做好了就能得到资源支持，还要能创造价值：“你必须要验证你能创造价值，把自己的公益项目放到市场里，被市场和商业环境验证，被资助方和受助对象验证。”关于创新和试错，她补充道：“公益组织最重要的就是去探索、试错，去孕育社会中的底层力量。希望未来成长出更多的资助型基金会，尝试着少一些以GDP为指标的考核标准，投入更多在试错和新模式的探索上。少一点掐尖，多一点培育。”

广东省绿芽乡村妇女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绿芽”）成立于2013年，关注乡村妇女儿童、性别平等等议题，并通过资助或者执行相关项目，为乡村妇女改善生活状况、发挥潜能、参与公共事务等提供资源条件及行动支持。

在“绿芽”的项目中，既有嵌入乡村的公共空间，也有线上线下的社群组织。一个完整的链条是在社群中培育出骨干成员，进一步形成本地的自组织，构建出本地的公共空间。资源不足时，“绿芽”会优先维护各地社群的存续和发展，当新的资源投入进来，可以迅速往链条的下一步前进。

这是一个仍在“独善其身”寻求发展的阶段，有亲子俱乐部支持了“绿芽”在一个村庄的项目点，当作俱乐部的一个活动目的地。“绿芽”的理事长蔡文方说：“在村庄（的这个公共空间里）里，有生意的话就是一个餐厅，平时就是一个妇女中心。”

蔡文方观察到，在现实中聚焦于乡村妇女发展的机构并不多，当有社会资源定向投入到这一议题时，“绿芽”往往能得到支持。并且做社区发展的优势之一在于一切都是直观、可抵达的：“我们努力去做线上线下的连接（让线上的捐赠者看到线下的项目点），村子和村民们实实在在的在那里，我们可以承接捐赠人突如其来的考察。只要到过了现场，一般都会成为比较铁杆的支持者。”

如果按照发起方分类，还存在一种企业基金会。赵金是上海如新公益基金会（以下简称“如新基金会”）的秘书长，他认为企业本身的核心在于可持续的运作下去、生产好的产品、员工有很好的工作，但“企业自己往前走已经不足以支持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企业发展中，会积淀出一些发现和成果，赵金认为需要一个组织或机构把这些想法整合成为有效的信息输出，帮助企业所在的领域实现更好的发展，这也是成立如新基金会的原因：“我们基金会关注儿童健康、教育和消除贫困，基金会在整个社区、整个环境下往这些大方向推动，和社会（上的其他机构）一块儿碰撞，帮助这些领域实现得更好，和社会上的资源一起共创价值。”

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副秘书长谭红波认为，各个基金会在公益慈善领域中一定不是孤立存在的，会和不同的基金会、社会组织产生连接，“中国的基金会要想发展好，一定要具备行业意识”。在一些公益慈善领域的负面事件中，涉事方虽然是独立的机构，但往往会影响整个行业，“作为一个行业平台，我们希望基金会从建立初就看看这个行业，既要埋头做事，还要抬头看天，看行业、看政策、看趋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在独善其身之后要往哪儿走”。

蝶变之后怎样相互连接“价值共创”？

2015年，“真爱梦想”搭建起“火堆”公益平台，随后开始面向小微公益组织做培训，“（和常见的赋能培训相比，）它最大的差异在于，除了筹资、志愿者管理、流程管理、财务管理之外，最重要是强调如何把（公益）产品做到标准化，如何让内部管理实现流程化，让公益组织的产品和服务得到规模化提升。”谢鹏说。

从2018年开始，“真爱梦想”将自己的OA系统（Office Automation，办公自动化）共享给了70余家合作的联合劝募、专项基金伙伴。“真爱梦想中心”十余年的运营也积累了一套供应链系统，谢鹏表示，“真爱梦想”计划将这套系统也和公益组织共享：“从上海的信息中心下指令开始，最终将物资运送到全国任何一个村小，平均一趟约10天。” 

壹基金的“联合公益计划”正在搭建不同的议题网络,希望联合同一议题领域的公益组织建立议题网络，支持各种议题网络的运营发展和能力提升，开发并推广标准化的公益项目，倡导公众参与和政策完善，最终促进社会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以联合救灾为例，壹基金秘书长李弘说：“（救灾）这个议题这么广泛，每个地区都有相应的人群和需求，除了政府和商业机构之外，显然需要社会组织。我们要去当地把这些社会组织找出来，如果没有，就要去孵化、培育，一定要推动当地社会组织的发展与成长。”除此之外，壹基金还联合议题网络里的公益组织一起筹款，寻求更多的社会资源。

自闭症这一议题在政策倡导层面的推动更为明显。李弘认为，中国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财政是最主要的力量，所以还要看政策完善。2011年，壹基金发起了支持自闭症患者家庭的项目，发放爱心券给家长，家长凭券可以带孩子去自闭症特殊教育机构接受训练。到现在，深圳等地方政府已经开始尝试这种形式：“深圳的残联每年给自闭症家庭5万元的费用，家庭可以到政府认定的自闭症机构接受训练，钱由政府买单。壹基金早期的筹款大约1000万，这笔钱能帮助几个孩子？要想解决这个群体的共同问题，就要去改善这个议题。”

李弘认为政策层面的完善还不足够，很多问题的背后还关联着公众的认知：“比如垃圾分类、自救互救……每个议题不仅仅是政府的责任，还和每个人相关。每年夏天的洪灾，密集写字楼里可能存在的火灾……要不要掌握针对性的预防、逃生自救互救的能力？这不仅关系到某个具体的政策，还是每个公民都要掌握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不同的议题沉淀下来，就会落到各地的公益组织上，李弘说：“壹基金希望通过议题网络里的项目去支持各地的组织，希望当地市里、县里就有公益组织。只有这样，这些问题在当地才能得到持续的解决，因为外来的成本和效率始终不如当地组织。这些过程要坚定的支持带动区县一级的组织。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不只是开发出来标准化的产品，而是这些项目都能支持到当地公益组织，让它们能参与行动，能在当地回应当地的问题。包括政策层面也要做相应的倡导，很多部门会向社会征求意见，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人公益’并不是筹了多少钱、帮助了多少人，而是带动更多的组织和更多的人，回应更多的问题。”

中国的基金会如何发挥引擎作用？

广州社会组织研究院执行院长胡小军常年关注中国基金会的发展，他认为基金会在中国公益慈善的创新中一直扮演着引擎的作用，并将观察到的现象和趋势分为五个方面。

第一，以公募基金会为载体，在互联网平台的支持下，“联合公益发展迅速”。联合公益首先强调公益组织的管理专业化（人力资源、内部治理、投资等）和业务实施的专业性。在同性质的社会议题下，“联合公益”推动了公益组织之间的合作和交流。但同时，在结构分布上，中国的公益组织在县域层面的发育还不成熟，需要“中国好公益平台”、“联合公益计划”等平台将好的项目和资源下沉到基层社区，激发县域公益组织的成长和发育。在联合公益的推动下，将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规模集聚效应——数量多、范围广的公益组织在一个议题网络中做同样的事情，会在社会倡导和政策倡导层面有更大的影响力。

第二，资助型基金会的数量增加，在区域和公益生态建设中发挥引擎作用。各地的资助型基金会在区域内能促成本土公益价值链的形成，过去很多基金会的资助还以特定的项目为主，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非限定性资助，这有利于被资助机构在战略和服务方面的提升，进而促进当地公益生态的发展。

第三，资金资助、人才培养、社会倡导和网络搭建相结合的行业基础设施建设。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和大学等研究机构合作，为公益领域培养人才。

第四，地方政府主要推动的社区基金会迅速兴起，探寻本土社区公益的发展道路。在上海、成都、广州、南京等城市，都有关于社区基金会的实践。不同的社区有不同的需求，相比社区本地的基金会、公益组织，直接从外部进入的社会资源很难回应个性化的需求，社区基金会则提供了一种“活性”，能灵活面对当地的青少年教育、社区文化等。社区基金会还能成为一种枢纽机构，既能理解外部的资源，也能通过资助社区内的组织来促进社区内机构、居民之间的交流合作。这些都能促进社区的合作治理，营造社区的公共空间。

最后，当前越来越多的基金会倡导并践行“社会价值投资”理念方法，将会拓展公益发展新的业态和模式。这意味着不再追求单纯的商业产出，而是践行有效公益的理念，以影响力为核心，构建基金会的资助策略和实践。

文章来源｜南都公益基金会

图片来源｜南都公益基金会

网站编辑｜瞿艳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