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社会组织目前最大的发展瓶颈是什么？”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陶传进问。在新泰的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上，陶传进回顾最新参与的一次评估，发现最大的障碍来自于社会组织的能力。 

2017年，北京市财政局联合多部门发布《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关于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支持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实施意见》，陶传进认为这是“政府在转移自己的部分职能，把资金和职能一块转移出去，促使社会组织发展、承担起来”。 

更早的201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发布，随着国务院组成部门的调整和设置发生变化的，还有政府职能的取消、下放、整合等一系列措施，目的之一便在于“更好发挥社会力量在社会事务中的作用”。政府逐渐开始向市场和社会转移那些不该由政府履行的职能。 

但一些社会组织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接过政府原本承担的工作。政府购买服务时，其实是在通过财政性资金弥补公共服务产品本身存在的短缺、质量不高等问题，激活市场和社会活力，这就需要社会组织提供足够优质的服务。

陶传进将这形容为“能打仗”，他举了一个政府采购一线社会组织的例子，发现资金依然局限于社区里各种弱势群体的“兜底”。“政府并不缺钱，缺的是有能力的社会组织。如果我们还用传统慈善的思维，局限在解决那些最基本的问题，会不会还不够？现在需要从传统慈善中有所上升，进入到社会治理的层面，解决更多的社会问题。现在政府在推进职能转移，社会组织也要发展、承担起来。”

什么是社会组织的专业能力？

在不同的社会议题下，社会组织慢慢发展出了不同的工作方法和伦理。“很多人认为帮助别人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们在研究时发现，一些受帮助的人其实已经被那些帮助他的伤害了。”陶传进回忆自己一位学生访谈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过程中被访者哭了，“内心受到伤害的那种哭。孩子本来觉得自己和其他人一样，结果来了一些公益组织和其他同龄人，把他当作帮助对象看待，还给一些用过的书包文具，说‘你要勇敢面对，不要怕歧视’。（这样）就可能对他们造成伤害”。

经过总结，陶传进认为，如果同时满足三个看起来积极善意的条件，就一定会对受助对象造成伤害——帮助那些比一般人境况更差的人（如留守儿童、单亲孩子、孤儿）；选择这些人之后，只让他们受益，成为同伴中的少数派，而不是所有人一同受益；大张旗鼓（如在捐助物品上放满LOGO或口号，举办盛大的“宣告活动”）。“同时满足这些条件，他们就会被贴上标签，境况就可能反而比以前更糟糕，”陶传进说。

同样复杂的还包括公益资源如何在不同情境下公平分配。“如果一个村庄遭受自然灾害了，你有100万元，该怎么分配？建房、发展产业，还是村民们分一分？稍有不慎，后续就可能乱套了。就像拆迁补助一样，有时候会产生大规模的上访，并不一定是官员贪腐。或者一个小家庭抽奖中了50万元，被一些亲戚朋友知道了，也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陶传进认为社会组织的专业性正体现在这些问题的妥善解决上，政府采购服务是希望解决问题，“他做不到的，你能做到；他做不好的，你能做好；他效率低的，你效率高”。

在公益领域，除了政府采购、公众捐款之外，资金还来自于公益基金会。陶传进认为基金会的钱特别有价值，可以被用于探索新的问题解决方法和模式。基金会更像是一个杠杆的撬动点，支持社会组织的探索，帮助它们提升能力和专业性。“基金会把钱用到这方面，最后社会组织有能力了，就会有政府采购，不但给钱，还会把它的职能转移出来。”

先要钱还是先做事？

很多全职公益人是从做志愿者开始的，很多公益组织最初的形态也是志愿者组织。在公益领域，有人认为要先有一定的资源，才能去解决社会问题，有人则说要先做事，对具体的社会问题有一定的观察和解决方案，才有可能得到更多的资源支持。

专注于儿童防性侵的“女童保护”成立于2013年，后来升级为专项基金。从最初的“性侵儿童案件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开始，“女童保护”开始研发防性侵教材，和各地妇联、教育局等部门合作，培训当地老师和志愿者授课。孙雪梅是“女童保护”发起人之一，认为最重要的是找到“痛点”，要找到真实的社会问题，提出好的方案，“可能你还没有实施行动，但是你已经有各种前期准备”。

最初，“女童保护”是一个完全由志愿者构成的团队，没有全职员工，也没有资金支持，孙雪梅认为这是一种“先做事，再有资源”的过程。关键点还是社会组织的“能力问题”。“女童保护”最初由媒体记者发起，天然有传播能力和优势，每年都会发布“性侵儿童案件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使儿童防性侵议题活跃在媒体议程上，再加上研发的防性侵教材，可以迅速和各地机构、学校合作，也渐渐有了全职员工。不止于此，还联合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和业界专家等，积极推动政策改变。 

“我们用了半年时间准备教案，其实家长和孩子的防范意识普遍薄弱，针对不同的人群，教案还要有不同的方案。刚开始的时候，有些地方部门和家长抱着怀疑的眼光看我们，有人担心直接将防性侵会把孩子带坏了，于是在教室外的窗户旁跟着上课。结束后，有家长就跟我们的讲师握手，说‘早知道你们是这种方式和尺度，就完全没问题的’。这样就口口相传了。”

教案、报道、口碑，渐渐形成了“女童保护”的品牌，孙雪梅发现和政府部门的合作也顺畅起来，“女童保护”在专业性上有更多的话语权，签订协议、授权教案、培训讲师……“我们发现我们有能量、资源和对方置换，这些是可以共赢的。在合作过程中，有很多琐事要沟通，但是大的原则是资源共享，他们有行政的力量，我们有专业的教师团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