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提出一个明确的论点：“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国内的公益圈子里浸淫了一段时间，我个人的感受是这个尚显稚嫩的行业亦有左倾右倾之分，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思维，而且极左的思维对中国公益事业的长足发展弊大于利。所以，从这个角度说，邓公的话同样适用于中国的公益界。

在公益的语境下，“右”往往指的是通过商业行为来施公益之实，商业行为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公益实体财务的自给自足，以及在这个能力基础上的事业扩展性。目前流行在公益行业的“影响力投资”和“社会企业”的说法就基本属于偏右走但不离公益主线的新理念。反过来说，“左”的思维当然也不难理解，基本的想法就是，无论是公益机构，还是从业个人，都不可以和商业有任何干系，也不应该把收入或薪酬纳入自己的追求范围。

凭心而论，这种“左”的心态在公益事业相对成熟的欧美国家也同样存在。Dan Pallotta是美国知名的NGO倡导者和募捐人，他在今年三月的一次演讲中就对这种现象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说，“我们公益的思维方式大错特错”，在美国存在一种双重标准，即对非赢利性组织和赢利性机构的工作有不公正的区别对待。对赢利性公司的评判一般建立在业务增长和产品质量的基础上；对非赢利性组织的衡量标准则有些偏颇，工作质量和效果往往不是首要的考量因素，管理和运营成本的多少反而成了被关注的焦点。

记得去年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公益论坛，曾听到一位微博大V大发评论，基本意思是美国从事公益的人不讲报酬，完全是出于做善事的热情才投身这个行业。我想这位老兄当时可能把公益和义工这两个概念搞混了，义工的确是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去帮助别人，通常不计报酬，但美国从事公益的职业人还是要吃饭的。后来，同事和一位南方的企业家开会，告诉他我们的公益平台有一支专职团队，这位老板听后大跌眼镜，半天没回过神来，说才知道做公益还有全职一说。和欧美相比，国内公益知识结构的不完整及认知的不充分其实也是促成左派思维的一个重要原因。

很多跨国公司在华设有企业社会责任部门（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负责支持一些在中国当地的公益组织和项目。按道理说，在类似机构做这种工作的人应该对公益的认知相对更到位，但个人经验告诉我未必尽然。由于不少跨国公司CSR部门的高级白领自身缺少在国内草根NGO摸爬滚打的经验，所以有时候看问题不接地气，思维方式同样容易向左偏斜。我知道的一个公益项目最近递交了项目预算，虽然项目团队的薪水已经减了又减，平均月薪勉强超过北京路边餐馆招聘服务员的水平，但年薪几十万的CSR经理依然纠缠不休。

我至今对数年前一位校友的公益从业经验分享记忆犹新，她当时提到除了政策和自身的原因以外，国内的“丈母娘经济”其实是各类NGO性质的公益组织难以吸引到优秀人才的重要障碍：年轻人搞对象，如果男方在公益机构工作，尤其是草根的民间组织，个人又不是已然余生吃喝不愁的富二代，未来的丈母娘几乎都会毫无悬念地大加反对。正式进入公益界后，我发现这样活生生的例子身边比比皆是，把赢利作为目标之一的影响力投资领域由于在薪酬方面无法和传统的投资行业比肩也在劫难逃。

当然，类似郭美美事件和红十字会现象也是公益组织的管理费乃至薪酬容易触动大众神经的原始驱动力。这些我称为极右的现象，即以公益之名中饱私囊，无疑是公益的支持者出于自身保护需要而思维偏左的又一中国特色原因。不过，虽然中国的公益人要随时警惕极右，从长远的角度看，他们需要意识到，极右可以葬送中国的公益事业，极左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任何因噎废食的态度，都有可能推动公益界整体思维向极左或极右偏斜，但左倾的隐性风险和长期危害要大于容易被辨识的极右风险。

对于中国的公益组织和社会企业而言，商业意识和执行力的不足依然是这个行业在成长过程中需要克服的最大障碍；另外，这个行业的从业者对报酬的态度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在谈到个人收入的时候，也许是受行业左倾思潮的影响，公益界目前整体的态度还是较为闪烁，有时甚至无谓的扭捏。收入最大化当然不应是公益人的驱动力，但这个行业需要有合理和竞争性的薪酬制度才能吸引到更多更好的人才，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保证行业长期的健康发展。

中国的历史告诉我们，右倾的路线错误固然不容忽视，但后来的左倾错误因为蔑视人性特点，破坏性更大，而且持续性更强。同理，中国公益界的左倾怪现象也需要特别警惕。

原文转自丨华尔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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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编辑丨陈洁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