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土基金会是印度200多万家非营利组织中的一员。不过，多数其他非营利组织只在卫生、教育、普惠金融等某一个领域各自为战。为了将上述各领域的工作整合起来，推广“360度综合发展”的慈善模式，2013年，龙尼和扎里纳·斯克鲁瓦拉夫妇把他们已有12年历史的康复救助教学社改造成了故土基金会。现在，基金会一改从前的做法，不再就具体问题采取“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措施，而是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2000个村子里采取对消除贫困起关键作用的一揽子措施——包括水和卫生、农业和生计、健康和营养，以及社区动员。他们有个雄心勃勃的目标：5年内将100万印度人的收入提高到每天2美元以上。

斯克鲁瓦拉夫妇在改造他们的非营利组织之前，花了大量时间考察印度的社会部门。龙尼说：“我们在印度巡回走访了一年，看看大家都在做哪些事情。我们发现，大家都在各自为战，没人以整合性的方式做事。”

01 整合性的扶贫方式

斯克鲁瓦拉夫妇是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居民，他们并没有依靠援助资金，而是自己投钱建立了故土基金会。不过，扎里纳指出，他们受到了孟加拉农村发展委员会的启发。该组织的一大成功之处就在于，它所支持的社区工作能同时解决多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扎里纳说：“这个体系在收入上有很强的‘自我造血’能力，能够形成规模，涵盖多项问题，并且有着‘不惜一切去解决’的处理方式。”维尼特是孟买一家影响力投资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表示，这种整合性的扶贫方式有其道理：“它极好地阐释了整体影响社区所要采取的必要举措。”这一方式“与甘地的哲学非常相似。即围绕关键领域开展工作，对整体施加影响”。

斯克鲁瓦拉夫妇希望自身的商业背景能够让此模式更具效率和适应性。他们想确保印度的社区能像成功的企业那样，最终不再依赖外部的资助和支持，能够自力更生实现脱贫。斯克鲁瓦拉夫妇相信，他们非常适合采用此种模式。因为不同于大多数非政府组织，目前故土基金会的运营完全依靠夫妻俩的个人资金，这样他们就有极大的自由度去进行直接管理和模式探索。斯克鲁瓦拉夫妇的愿景是把故土基金会扩展到整个印度。因此，他们需要引入其他的资助方，并放弃部分管理上的控制权。

扎里纳说：“我们不论做什么，都先进行社区调查。我们向居民询问，问他们是否愿意为服务买单，并愿意在此过程中贡献力量。” 到目前为止，故土基金会已经支持了2300个家庭从事养鸡和产蛋并供应市场。这种方式简单易行、成本低廉，可以为许多农户带来额外的收入。其中一名叫桑格勒的农户，她的家人在一个小村庄照看着一片种植蔬菜的小农田，但农田的收成尚不足以养活她全家。所以在2017年，桑格勒被选为故土基金会的“主力”农户：她把自家养的鸡卖给村里其他靠鸡蛋赚取收入的家庭。这些家庭可以从每个鸡蛋上赚取4卢比，这意味着一小群鸡每天可以带来最多200卢比（或3美元）的收入。

在与故土基金会合作之前，桑格勒的家人也曾尝试过养鸡，但他们不知道如何让鸡免于遭受高温和疫病，因鸡的大批死亡导致了约合4500美元的投资损失。故土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看到了像桑格勒这样的家庭在苦苦挣扎。工作人员说：“因此，我们决定投资一个可以向周边家庭供货的主力农户，并且在必要时她还能答疑解惑并帮助其他人。”桑格勒与故土基金会签约后就获得了指导，包括用什么饲料喂鸡，如何给鸡接种疫苗。她现在饲养鸡苗21天能挣到约合350美元，还为整个社区带来了一系列好处。

02 弥补现有的体系

作为360度方案的一部分，故土基金会并不强调建立新的体系，而是更关注于弥补现有的体系，并与政府和私营伙伴开展合作。这与一些由于引入全新的干预措施而遭受批评的国际综合开发项目截然相反。例如，“千禧村”计划就曾鼓励乌干达鲁希拉的农民种植玉米，结果发现当地居民不愿吃这种他们并不熟悉的农作物。尽管有许多印度的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特别是在政府主导的卫生和教育领域，但是像故土基金会这样与私营部门合作的则更不寻常，这反映了其创始人的商业背景。

故土基金会为了完善基金会的技能培训项目，与企业合作来保证项目毕业生的就业。从入门级的职位起步，这些年轻人每月可以在孟买和浦那地区挣到约合130～180美元。此外，汇丰银行为期五年的“谋生技能”项目为该基金会提供了约合740万美元的资助，以向来自低收入社区的年轻人提供技能培训和就业机会。故土还在政府架构内部及其已有基础上开展工作，特别是在那些它认为能为社区赋权的关键领域——例如教育和医疗。故土基金会的雇员帮助培训教师，保障课堂资源，监测学生的健康状况。而且由于印度农村人口的视力保护不佳，一个由故土基金会运营的流动眼科诊所还提供免费的视力筛查、眼科手术和配眼镜服务。到目前为止，他们已经筛查了20多万人，并为将近4万人配了眼镜。

故土基金会还为970名社区卫生工作者提供了一笔小额资金，用于提供基本药物和急救、妇幼保健服务，以及转诊到政府开办的保健中心。一位社区卫生工作者说，虽然几乎没有报酬，但她还是会做这项工作，因为她想为自己的村庄服务。

龙尼说：“社区工作不是政府部门的事情，政府的长项是财政与规划。而当我们融入社区，撸起袖子干时，才是具体工作真正得以落实的时候。”斯克鲁瓦拉夫妇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决定故土基金会最终如何退出——他们认为，要确保社区能够在没有外部援助的情况下维持自身发展，退出是必要的。他们说，设计退出机制至关重要，因为机构往往会创造出让社区不断依赖的援助体系。扎里纳说：“我们还没有确定最终的退出机制是什么样子。我们可能需要继续在这些社区做评估。或许它就像一个特许经营模式，我们需要持续开展随机到点访查，但不是我们自己来管理，而是由别人来运营。”龙尼说，有些项目可能需要持续的支持和关注。“这不是我们设计一个模板照着做就行的事，一切还在探索中。”

原文转自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图片来自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
网站编辑丨李雅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