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人家属林生斌在自己的微博中这样写道：“听到这个消息，我眼泪止不住的流下来。第一时间，给岳父母打了电话，我妈听着，哭了说，这一天大家都等的太久了，我也哭说，是的，恶人终于伏法。”凶手绳之以法，受害人家属林生斌迎来了难得的喘息。在他看来，家人之死，物业的问题也不可脱逃，然而追责的路将更加难走。

显然，没有一家物业公司，对业主的托付可以乱来。重发一篇当年的旧文，以表示对林先生的支持。6月22日，杭州市蓝色钱江小区火灾为保姆纵火作案，火灾中一位母亲和三个孩子死亡。据保姆莫某某交代，其于早上5时许，用打火机点燃客厅内物品放火，导致一家四口人离去的悲剧发生。

尊重生命，不仅仅要对四口人的离去表达悲伤，更是要去探究悲剧发生的原因，让活着的人不再有死于无妄之灾的恐惧，生活在没有安全感中的生命是最痛苦的。鲁迅曾经说：“这些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正如无声的言语一样，非由诗人画出它的形象来，是很不容易觉察的。然而人们灭亡于英雄的特别的悲剧者少，消磨于极平常的，或者简直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者却多。”

这样的悲剧天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每一次悲剧，充满了无知的蜡烛、无痛的悲悯以及讲述责任与道德的通报会。2017年6月22日，绿城物业召开通报会称：“小区楼内各项消防设施工作及烟感器工作均正常”、“保安逐家逐户的通知低楼层住户撤离”、“涉火建筑的低楼层烟感不可能感受到高层烟雾”、“小区内消防栓供水正常”、“在控制火势并救出人员后，现场火情被很快扑灭。”这类通稿写得越完美，越是让人感到悲凉，仿佛是在控诉死者的无知，给相关部门增加了麻烦。

火灾中，失去生命的三个孩子 

从理论上讲，小区可以通过业主委员会来监督物业公司对小区公共事务的管理，但现实中，大部分小区的业主委员会都在大部分业主的怠倦和物业公司的阻碍之下，“死”在筹备的路上。没有业主委员会的小区是可怕的，物业的权力没有人可以监督，出了事情责任主体不明确。没有业主的介入，物业公司的权力才没人监督，才能替开发商等相关部门把各种问题给掩盖起来，彼此达成创建和谐社区的目标。

一个数百名保安看护的高端小区，一套市价千万级的豪宅，一个身价上亿家庭的母亲和三个孩子，死于一场保姆点燃，并不猛烈的火灾。直到火灾发生的时候，所有人才知道烟感是不报警的、消防栓的水压力是不够的，无论物业承担多大的责任，最终的伤害还是在业主自己。

通过“保姆纵火案”，我们从经济学角度看到贫富差距带来的心理失衡，从政治学角度看到基层社会自治能力的凋败；从教育学角度看到缺乏人性教育带来的价值扭曲。在“保姆纵火案”没有发生之前，我在知乎上看到，很多人喜欢从道德的角度谈家庭与保姆的关系，她们说，只要雇主对保姆好一点，保姆只要有一点点人性，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人间。

事实上，很多人间悲剧的发生，显然不能靠“好”与“钱”来保证的。事主林先生（死者的丈夫/父亲）说：“保姆莫某某月薪7500元，平时彼此相处关系还不错，上个月保姆说家里需要买房子，还借了十万块钱给莫某。当初，女事主（死者）掉了一块手表，大概价值二三十万，据警方侦破，莫某是把表拿去典当，还有一些小孩的手镯，现在保姆已经认罪了。”

朱先生（死者的哥哥/舅舅）：“我赶到的时候，告诉我上面没人。后来保姆说上面有人，我才强行冲上去。我到十八楼的时候，救火的人还没有破门救人，说是要请示。门破了，进去了两人，出来后说只负责破门。后来，消防人员进去把三个孩子弄出来。后来，我要他们赶紧把妹妹拉出来，他们说指示用担架背出来。

消防他们早就到了，他们灭火为主没有在救人。卧室没进去也一直没破门。很多业主可以作证……，我们都说里面有人你们消防人员就说里面没人。消防栓是没有水的，包括那个（警铃）都不会响的。”所有的这一切，根源是中国人缺少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和动力。

就像我募捐的时候，不少人对我说，我们交了税，这是政府的事情，为什么还要我捐钱。殊不知，当你把个人的公共责任推掉的时候，你也同时在放弃自己的公共权力。中国大约有2000万家政服务人员，雇佣家政服务人员的家庭中，有一半是为照顾老人和儿童。老人和孩子是不能自己照顾自己、保护自己的弱者，在家庭生活封闭的空间里，保姆是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假如保姆人如魔鬼，他们该怎么办？为人父母，为人儿女的我们应该怎么办？刚看到这个新闻时，我不相信保姆纵火杀人。

当地警方寥寥百字的通告，让一切温情破灭，真相开始变得残酷。残酷的现实，需要我们认真思考，为什么保姆的工资越来越高，但是，保姆杀人、保姆打孩子的事情却越来越多？显然，答案不是因为她们学历低，能力差，找不到更好的工作，才委屈求全做保姆。

2016年5月4日上午，广州中院对“毒杀雇主的保姆”何天带涉嫌故意杀人案进行一审宣判。旁听席上一个人都没有，何天带的家属没有来，被害人的家属也没有来。保姆何天带听到“判处死刑”后，只说了七个字“不上诉，没有意见”。在这之前，何天带在法庭上承认所有指控，但拒绝向家属道歉：“反正我杀人偿命”。

何天带是广东韶关乐昌市坪石镇关春村人，她的邻居说：何天带从小性格孤僻，初中没毕业就外出打工，此后仅有两三次回乡探亲，也被母亲和哥哥拒之门外。何天带母亲对媒体说：“我现在就剩下三个儿女，另外一个，我当她死掉了。”何天带的律师高尚说：“在她的视野范围内，周围都是敌人”，她杀人“与她惨痛的个人经历有关。”

人在很多时候，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坚强，在逆境的碾压下，很容易就选择放弃道德和伦理的约束，继而放弃希望，放弃生命。人性的坚韧来自价值观的支撑，人的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想一想，我们在学校接受的教育，分数代表了学生的优劣；进入社会以后，钱代表了一个人的成功。在道德、人格、感情培养的部分，学校做了什么？社会做了什么？在这样的环境下，很多人在道德、伦理和情感问题上，基本上没有任何处理的能力和正确的导向。

何天带、莫某某是坏人么？是残酷得没有人性么？我不这么认为。无论是杭州保姆莫某纵火杀死一家四口，还是广州保姆何天带下毒杀害老人，她们作案的手法都非常笨拙，几乎就是等着被抓的节奏。这一幕幕都是最悲的悲剧，却令人难以同情。从马加爵到李刚，从何天带到莫某某，这个社会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放火、杀人、犯罪，他们却不知道“剥夺别人的生命”究竟意味着是什么。

今天我们面对杭州一家四口离去的悲剧，我们必须要反思我们的社会，反思我们的教育，是什么原因造就了这样一批人。韩国电影《熔炉》里有一句台词：“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不让世界改变我们”，曾经被很多人奉为人生的信仰。但是，假如我们不知自己是谁，我们又如何知道该坚持怎样的自己？

柏拉图说：只有懂得爱的人，才能可能成为合格的公民。公权力有责任给每个公民以安全感，但真正的社会安全感是来自每一个公民的努力，而不是强者跑赢弱者。只有这样，当我们的人生遭遇现实碾压的时候，才可能把爱所有的生命放到最重要的位置。

原文转自丨周健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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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编辑丨李雅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