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人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

新加坡已故领导人李光耀说，冷气机的发明改变了新加坡。他2000年接受《亚洲华尔街日报》访问时说，新加坡成功的秘诀就是冷气机，因为它改变了热带区域人民的生活。他指出，在发明冷气前，人们的集中力和工作素质会随天气转热、空气变潮湿而下降，“用过午餐后，热带国家的商业节奏都停止了，直到午后较凉快的时候。”

欧洲人说，抽水马桶改变了欧洲。抽水马桶提高了欧洲人的健康水平、文明素质，延长了欧洲人的寿命。在抽水马桶发明之前，欧洲人的屎尿都是就近“泼洒”，靠大街的泼洒于大街，靠大河的泼洒于大河。伦敦桥最初就是公共厕所，人们在桥上如厕，排泄物直接落入下面的泰晤士河，泰晤士河就成了泰晤“屎”河。那时候，巴黎伦敦的大街上，落霞与尘土齐飞，泥泞共屎尿一色。好在没有抽水马桶的时代也没有汽车，大街上跑的是马车牛车，马儿牛儿沿街随地大小便，人粪尿与牛溲马勃混在一起，多多少少降低了人粪尿的成色，低调奢华有内涵，没有最臭只有更臭。欧洲那时候发生过大规模的瘟疫，与这种生活环境有密切联系。

而中国人可能会说，厕所革命将会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社会变革。古代中国人非常注重如厕问题，证据是古代中国人供奉“厕神”。宋代科学家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一说：“旧俗，正月望夜迎厕神，谓之紫姑。亦不必正月，常时皆可召。”

古时候的有钱人家，上厕所要换衣服，所以如厕又被委婉地称为“更衣”，这个叫法一直沿用到今天，厕所又名“更衣室”。南朝（420年—589年）首富石崇家的厕所可能是史上记载的最最富丽堂皇的厕所。他自己平时如何如厕不知道，他家的客人描述说，到石崇家做客，如厕的时候，会有十多个花枝招展的婢女手捧甲煎粉、沉香汁等列队伺候。进去之前先脱衣服，排便之后要梳洗，然后换上衣服。如厕这件肮脏的勾当，就这样变得干净而愉快。

但也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有这么好的厕所，就连国君都不一定有这么好的厕所。《左传》里有个故事，讲晋景公（春秋名君晋文公重耳之孙）上厕所：“(晋景公)将食，涨，如厕，陷而卒。”晋景公吃饭的时候觉得有点腹胀，就去上厕所，不小心掉进茅坑死了。

从这一句你就可以想象到那时候的厕所长什么样了：大粪坑，大到一个成年人可以整个人掉下去而不会被卡在半道上。粪坑上面搭着板块，供如厕者蹲着，稍不小心，身体失去重心就会跌进粪坑里……连一国之君晋景公的宫里的厕所都这么糟糕，晋景公也真窝囊。

晋文公重耳的孙子这么惨，每次读到这个故事程老汉都会想起一句西谚：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这样危险的厕所或曰茅房，一直到今天都还有。程老汉就上过这种厕所，头两年去西藏旅游还上过，这种厕所现名“旱厕”。旱厕的特点之一就是：人可以直接看见粪坑里的屎尿……

外国也有旱厕。记得吗？10年前有一部英国电影叫《贫民百万富翁》（Slumdog Millionaire），印度的孩子就在那样的茅房里玩闹……呜呼呀，那个画面太写实了，也太恶心了，不知道导演怎么想的。早先，中国的城市街道也一直是臭气熏天满眼黄白之物，跟同时期的欧洲城市并无不同。

据记载，16至19世纪的北京，即明清两代，数十万人口的北京城，公共场所非常珍稀，以致于竟有“京师无厕”的说法传世。明代王思任在《文饭小品》中就北京比成一个巨大的厕所。

所以，那时候的北京城，人们“都当道中便溺”，女人也直接在街上倒马桶。好在都是平房，没有巴黎街头人粪尿从楼上“飞流直下十几尺”那种浩荡景象。

没有厕所，连鲁迅老师都耍“无赖”。在《两地书原信》编号“七十三”的信里，鲁迅老师这样对许广平老师说：“这里颇多小蛇，常见打死着，腮部大抵不膨大，大概是没有什么毒的。但到天暗，我已不到草地上走，连晚上小解也不下楼去了，就用瓷的唾壶装着，看没有人时，即从窗口泼下去。这虽然近于无赖，然而他们的设备如此不完全，我也只得如此。”

上海市区什么时候才有第一座公有公共厕所？清同治三年（1864年），由工部局在公共租界南京路虹庙后（今南京东路福建路盆汤弄附近）建成。 

但这种厕所除了刚刚建成的、尚未投入使用的时候很干净，从投入使用第一天开始就很脏很脏，脏到你每次进去都很恨。程老汉很喜欢王小波的文章，但王小波的文章里面也有一个不好，就是老有对“屎”啊“尿”的描述，这是因为王小波生活的时代，这些东西的存在感实在是太强了。

王小波逝于1997年4月，那时的中国不富裕，王小波有一篇《个人尊严》所提到的春运火车的拥挤混乱、公厕里的脏和臭，是那时候的中国、那以前的中国的特色。

王小波逝世那一年，程老汉在凤凰北京节目中心任职，6月下旬来到香港总部，参加香港回归报道。其间曾到深圳办事，在深圳公共场所找公厕，闻着味儿去就行。当时竟然还有一种变态的亲切感。而今，中国内地已经大为改观，大城市里的公厕，比法国巴黎的公厕还干净。 

2005年初程老汉曾游历法国，那里的公厕可真是不敢恭维。巴黎埃菲尔铁塔附近的地下过街通道里弥漫着尿骚味，因为附近没有公厕。当时程老汉为了解除内急之苦，快步如飞跑进一间咖啡屋，交钱买了杯咖啡，才获恩准使用那间咖啡屋的卫生间。那店小二也是谙熟业务，知道这么跑着来的一定是内急使然，不用我说话，他一边收钱一边就递给我卫生间钥匙。虽然这间咖啡屋使我免去尿裤子之灾祸，但我真不敢恭维巴黎当局的市政。

在戛纳附近的一个小镇，程老汉看到街边活动公厕的蹲坑里堂皇躺着“屎橛子”——王小波杂文里出现过的那个东西，“满眼都是黄白之物”，跟王小波《个人尊严》中所描写的那个时代北京胡同里的公厕一样令人恶心。

在这样的公厕里，人真的不敢去想“尊严”这个东西。但是走进中国人的家门，就是另一番气象。不管门外有多么不堪，门里的卫生还是有保障的。人人家里都会有马桶，马桶是女孩子出嫁的必备嫁妆之一。由于嫁妆必须由挑夫挑着招摇过市，所以，马桶也就被漆上各种好看的颜色，更讲究的还上漆画，花鸟虫鱼栩栩如生。

在南方的大小城市里，每天早晨粪车穿街过巷倒马桶，是一大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新民晚报》当记者的江曾培曾就上海马桶问题作过采访调查，“当时戏称上海的手拎马桶数，犹如曹操下江南时的八十三万大军，也为八十三万只——实际上，恐怕还不止这个数。”（江曾培：《上海与手拎马桶的告别，一场至为生动的城市变迁》）

在北京，清朝末年时才在各街道遍修厕所，不准随地便溺。又出现了大粪收集车，以摇铃为号，家家户户听到粪车铃声，拎着自家马桶出来，倒马桶于大粪车内。

脑补一下，北京上海每天早晨倒马桶的壮观景象吧。

这时候，抽水马桶在中国还是珍稀品。抽水马桶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欧美盛行，1866年，满清外交家在一艘轮船上看到了西式抽水马桶。后来，抽水马桶传到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20世纪初，北京有了下水道，抽水马桶才在一些有钱人家出现。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国的高级宾馆饭店里陆续见到了抽水马桶，后来也陆续进入寻常百姓的家庭。

现如今，中国城市的公共厕所里也有了抽水马桶。

人的尊严跟经济实力有关。古人云：仓廪足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王小波无福，他所生活过的那个中国，基本上是贫穷、贫困、贫弱，人也就贫贱，谈不上什么尊严。

人的尊严有时候要靠金钱维持——比如，戛纳路边的活动公厕那么脏，是因为当地雇不起保洁员频频打扫。凤凰同事李炜老师说过一件事，1990年代后期，香港中旅社在深圳开办“世界之窗”旅游景区，起初在景区内到处张挂“随地乱抛垃圾罚款XX元”的告示，但无济于事，游客们还是随地乱抛垃圾，一是抓不过来，二是罚款很伤感情，人家来开心，结果弄了个闹心回家。港中旅改变方法，撤掉告示，雇了一批保洁员，游客前面抛，他们后面扫。

这个故事的启示就是：当一个国家雇不起公共场所的保洁员时，这个国家里人的普遍尊严是会严重打折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