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世纪苏格兰哲学家、经济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就是一名杰出的反现实主义者。他认为，我们无法体验简单的个体印象，也就是所谓的自我——“自我”是一个人所有思想意识的总和。他在 1740 出版的《人性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中写道：

每当我亲切地体会我所谓的我自己时，我总是碰到某个特殊的知觉，或是如冷或热、明或暗、爱或恨、痛苦或快乐等等的知觉。任何时候，我都无法抓住一个没有知觉的我自己，而且我也无法观察到任何事物，只可以观察到一个知觉。

如今，马萨诸塞州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的哲学家、认知科学家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也对反现实主义者的观点表示认可。在丹尼特看来，智人通过语言向他人展示自我，讲述属于自己的各种故事。在此过程中，每一个“正常”的智人个体都创造出一个自我。他在 1991 年出版的《意识的解释》（Consciousness Explained）一书中表示，对于人类而言，通过编写故事来创造自我的过程与蜘蛛通过织网来保护自己的过程非常类似：两者都是物种的天性，都属于无意识的行为。自我存在的基础是个体对自己的描述，它是个体描述的抽象产物。鉴于此，自我具有“渗透性”和灵活性。也正是因为这两个特性，我们无法通过科学手段对其进行详细研究和分析。

反现实主义者还认为，拥有“访问特权”后才能体会到感知自我的非凡经历，也就是观察到自己的心理状态。而且，我们无法通过主体间性手段验证个体的心理状态。比如说，只有青少年自己知道她对身体的想法（也许她觉得自己太胖了），其他人无从知晓。或许文化影响了她对理想体重的认知，因此她错误地认为自己超重了。加拿大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的哲学家大卫·乔普林（David Jopling）表示，我们在文化和语言的影响下感知自我，所以文化和语言的改变会导致自我感知的变化。如此一来，自我就成了一种不稳定的活动目标，而我们也无法通过科学手段对其进行分析研究。

精神分裂症患者就证明了这个观点。部分患者表示，他们深深地觉得自我和行为之间无法达成协调一致。他们觉得自己是机器人，而不是那个能观察、感知、吃东西和体验痛苦的个体。换言之，他们觉得身体像是外来物体，与自己格格不入。与此同时从现象学角度来看，他们又能意识到自己所说感觉的存在。斯坦福大学哲学家约翰·佩里（John Perry）指出，对这些精神分裂患者而言，自我是个人体验中“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组成部分”。自我具有灵活性、私密性、主观性等本质特征，只有个体自己才能了解自我。如果科学想要对人类行为进行具有归纳性的解释和预测，它将如何通过实验和观察分析一个人的自我？

实践表明，科学可以通过否定反现实主义的方法分析研究自我。实际上，自我的确存在。感受到自我的非凡体验有多种表现形式：对痛苦、快乐、控制、意图、自我管理的感觉，能根据自己信念和欲望采取行动，能感知与现实社会和社交世界接触后带来的体验。所有的一切都表明自我的存在。此外，认知科学领域的实证研究也让我们有了拒绝接受反现实主义观点的强大理由。我们可以对自我进行科学的解释和归纳分析，可以利用这些科学知识理解各种自我方面出现的问题（比如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也可以利用这些科学知识发展自我理解，帮助一个人更好地过上丰富多彩的道德生活。

我将自己提出的模型称为“群集自我”（multitudinous self）。诗人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在《自我之歌》（Song of Myself）中写道：“我是否与自我相抵触？好吧，那我就否认自我。”我们能够通过实证手段分析群集自我，而群集自我也能反映出心智正常和存在心理疾病的各类“真人”的体验。在这个模型中，自我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复杂事物，它与能力、过程、状态、特性等决定个体感觉的东西有关，是一个受多方面影响的机制。群集自我由五个独特但却能在功能上相互补充的部分组成：生态部分、主观间部分、概念部分、私人部分以及暂时扩张部分。这些组成部分相互协作，从而将个体与自己的身体、社交圈子、心理世界以及现实社会连接起来。

群集自我模型是根据心理学家乌尔里克·奈瑟尔（Ulric Neisser）在论文《五种自我认知》（Five Kinds of Self-knowledge，发布于 1988 年）中提出的自我概念而建立起来的。奈瑟尔鼓励人们重新评估自我识别和认知过程中使用到的信息来源。我们总共使用了五种信息来源：每一种来源都具有独特性，似乎可以在其基础上构建起一个不同的“自我”。第一种是生态自我，也就是自我在现实世界中的具体体现。通过生态自我，我们感知外部世界并与之产生互动；第二种是人际间自我，也就是自我在社交世界中的具体体现。它由能被多数人了解的人际关系组成，又反过来对我们的人际关系形成影响；第三种是暂时扩张自我，也就是随时间发展形成的自我。它以我们对过去的记忆和对未来的预期为基础；第四种是私人自我，只有当事人才能对其有所体会，其他人根本无法了解；第五种是概念上的自我，它能利用个体的特性和个体所属的社交和文化环境，进而准确或者错误地向个体展示自我。

奈瑟尔认为，应该给不同的自我赋予不同的特性。而自我是一个包含多个层面的复杂整体机制，各个层面之间能够互动和合作，保持个体的相对稳定。群集自我是对奈瑟尔观点的发展。有时候，自我的五个层面相互冲突。人际间自我可能喜欢社交，呈现出一幅享受他人陪伴的状态。但与此同时，私人自我可能害羞腼腆，呈现出内向的特点。自我的五个层面能够或多或少地实现相互协调，进而帮助我们实现自我调节，向我们展示个人体验的具体轨迹。群集自我让我们对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的自我有了片面但有益的了解。从科学角度来看，我们能对群集自我进行系统的分析和研究。

下面的例子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能够了解一个 12 岁孩子的人格个性，并从孩子第一视角和外界第三方视角两个角度对孩子自我的五个层面进行跟踪分析。首先我们可以对孩子进行采访，了解他们如何在生态自我层面体现出身体上的变化带来的影响——身高和体重的改变如何影响他们的身体活动？身体的变化如何通过它对个体本性和人际关系质量的影响在人际间自我层面产生作用？

同样，我们也能了解身体变化如何在暂时扩张自我、私人自我、概念自我等层面有所体现。比如说，通过个体的主观描述，我们能评估青春期前儿童是否出现短时记忆丧失以及出现何种短时记忆丧失，还能评估短时记忆丧失如何影响他们对未来的感知。如此一来，我们便能在暂时扩张层面了解这些儿童的自我。另外，我们还可以对儿童进行采访，通过对他们“12 岁是什么样子”的描述了解他们的私人自我。

为了深入了解青春期前儿童的自我概念是如何随着身体变化而发生改变，我们还可以询问他们对自己的看法。有些孩子可能会改变对身体的自我看法：身高数据短时期内出现大幅增长时，他们可能认为自己个头很高，也可能认为自己体重超标。值得注意的是，自我概念上的变化不一定非要准确或者符合现实——根据身高、性别和年龄数据来看，女孩（或男孩）的体重可能处于合理范围之内。但在他们自己看来，情况却并非如此。

我们也可以从第三方视角出发，以心理学研究方式对青春期前儿童的自我进行分析。此时，我们能够从认知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临床心理学、精神病学、神经系统科学和遗传学角度展开研究。通过生理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我们能从统计学层面确定不同性别和年龄青春期前儿童身体变化的常见范畴。在发展心理学、神经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的帮助下，我们能够评估孩子们人际间自我的变化，比如与父母之间的冲突有所增加。同样，我们至少能够根据对行为变化的分析跟踪孩子们私人自我的改变。心理学和人类学知识也能帮我们了解孩子们概念自我的变化。比如说，美国的儿童在青春期时更容易出现积极自我概念减弱。对于女孩而言，这种现象经常在 12 岁左右开始出现。综上所述，我们的确能以个体的第一视角和外界的第三方视角为基础，进而对青春期前儿童的自我做出准确可靠的推理。

反现实主义者认为，自我具有灵活性、私密性和主观性，只有个体自己才能感知和了解。因此，我们无法对自我开展科学研究。群集自我模型能够很好地应对这个问题。反现实主义者提出的灵活性、主观性和无常性都是私人自我和概念自我的特征。但是，自我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机制，其他层面的自我并不具有上述特性。生态自我相对稳定且可以被他人所了解，因此能够成为科学研究的分析对象。人际间自我也适用于科学分析：我们能够利用科学研究手段跟踪一个人的家庭、人际关系和社会经济学状态。暂时扩张自我同样具有可分析性：通过科学研究，我们能知道个体是否在童年时期经历过重大损失，也能知道个体的创伤性体验是否能影响他的行为和与自我有关的感觉。反现实主义者描绘的自我主观性和短暂性实际上仅仅是私人自我和概念自我的特征。我们还以精神分裂症患者为例。他们对自己的私人体验显示出自我感知的崩溃——他们把自己视为行动的对象，而非能够主动行动的主体。相比之下，正常人对自我有着更为完整且健康的认知。

反现实主义者提出，自我概念和私人自我体验具有易变性。虽然这是正确的观点，但并不意味着自我的变化没有规律可言。举例而言，我们或许能够找到精神分裂患者私人自我层面的相似之处，进而利用这些发现深化我们对精神分裂症的理解认识，最终实现帮助患者康复的目标。同样，自我概念的易变性（比如，青春期前儿童容易出现的问题和他们的身体问题）证明，自我概念正在自我不同层面的互动以及自我与社会和文化环境之间的互动中渐渐产生。科学家们发现，当个体拥有积极有爱的人际关系时，便不太可能对自己的身体产生负面的自我概念。

通常而言，心理学家和相信实证主义科学研究的心理哲学家都推崇现实主义。19 世纪晚期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前文提到的大卫·乔普林、杜克大学的欧文·弗拉纳根（Owen Flanagan）以及乔治亚州立大学的乔治·格拉汉姆（George Graham）就是其中的代表。在现实主义者看来，自我具有实用主义价值。自我的现实情况至关重要。在自我概念的帮助下，我们能理解复杂的人类心理并成功启迪个体，使其以开放的心态接纳多种多样的道德现实。在 1890 年出版的《心理学的原则》（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中，威廉·詹姆斯写道：

个体的自我是一个总和，是由一个人的身体、心灵力量、衣服、房子、妻子、儿女、祖先、朋友、名誉、工作成果、土地、马匹、游艇和银行账户等东西构成的整体。这些东西让他产生了相同的情绪。如果上述一切事物都繁荣发展，他会感到得意洋洋；如果上述一切事物都衰败没落，他会感到沮丧悲哀。

詹姆斯对自我的描述能够让我们了解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普通人，也能让医生帮助悲伤的患者。面对这类患者，医生只需要找到解决应对他们损失的办法即可。

群集自我模型进一步发展了实用主义精神：它是一种经过实证研究得出的概念，能帮我们扩展对精神疾病的科学认知。精神疾病不仅会影响和改变个体自我的某一个层面（比如说人际间层面），还会在个体生活的很多领域中有所体现。仅仅对自我的一个层面进行研究太过片面，完全忽视了自我的复杂性。

上瘾就是很好的例子。上瘾是一种身体表现出来的依赖，不利于个体过上令人满意的生活。但上瘾带来的问题并不止步于此。要知道，个体社交生活的质量也会因为上瘾而下降：因为工作表现不佳而渐渐丧失自尊；他认为自己是不靠谱之人，而非值得信赖之人，因此对自我的认知出现剧烈变化…如此循环往复，构成恶性循环。

群集自我模型包含了自我人格的所有不同层面，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源，也为我们预防应对各类精神疾病提供了帮助。它不仅促进了神经系统科学和遗传学领域研究项目的发展，更为研究人际关系、环境、文化和流行病学因素在疾病发展过程中起到作用的研究提供了指导。虽然，只看某几个层面的自我概念非常必要，但更多情况下我们还是应该对复杂的自我整体进行分析。因为自我某个层面的变化会对整体产生影响，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为了探索精神疾病的复杂性，我们必须要对自我不同的层面形成完整理解。

反现实主义者以私人自我的主观性为依据，认为自我概念无法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但群集自我多层面的复杂机制使得反现实主义者的观点站不住脚。私人自我和概念自我的易变性内含规律，能在精神病理学研究和探究社会、文化环境对特定自我体验和自我概念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时，为我们提供重要帮助。

群集自我模型科学地解释了正常人和精神病人身上体现出的复杂性。它也为各种各样的道德品德提供发展土壤，帮助人们实现繁荣发展。对我来说，繁荣进步只是个体在面对由身体、社交和外部世界引发的问题时与自己和他人接触，进而实现心理和社交技巧的发展。如果我们了解自我的特点，或许就能够提升那些自我体验不能让自我发展之人的生活质量。不管从科学还是伦理学角度出发，自我都不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概念。它管理着人类的体验，让我们产生各种各样的道德品质。所以我们要认识自己，而且要从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对自己形成全方位的整体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