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拉善SEE，王石遭遇了从未有过的挑战，也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成就感。阿拉善SEE带给他的启发和改变，也许远非别的经历所能够给予。从这一点上而言，他于阿拉善SEE、阿拉善SEE于他，皆自有不同意义。
“乞力马扎罗是一座海拔19710英尺的常年积雪的高山，据说它是非洲最高的一座山。西高峰叫马塞人的‘鄂阿奇-鄂阿伊’，即上帝的庙殿。在西高峰的近旁，有一具已经风干冻僵的豹子的尸体。豹子到这样高寒的地方来寻找什么，没有人作过解释。”
这是海明威名作《乞力马扎罗的雪》的开头。被那座阳光下，“极高的，极寒的，极白的，无边的，雄伟无比的”乞力马扎罗山吸引，2002年，在这本著作问世66年后，51岁的王石登上了这座非洲最高峰。
乞力马扎罗山位处赤道附近，顶部终年积雪，以“赤道雪峰”而闻名。登顶过程中，王石非常惊讶，除了绵延数公里的冰川，他没有看到小说里描写的皑皑白雪。“这不是常年积雪的雪山吗？”他疑惑。
回国后，他查阅资料发现，乞力马扎罗山已经变成季节性的雪山。如果全球气候持续变暖，乞力马扎罗雪峰将在20年内完全融化。山上的积雪，是下面东非平原上很多农场的生命之源，一旦雪消失了，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两年后，王石加入阿拉善SEE，与中国最具声名的一群企业家开启了一场从过程到结果都远超每个人想象的环保实验。这并非他的主动选择，他至今依然坚称这一选择的被动性和偶然性。王石读过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他深信历史的发展有相当的偶然性，而非遵循单一规律的必然性。他年轻时曾梦想成为战地记者、侦探、医生，唯独没想过成为一名企业家。
但偶然之中似有必然。登山与他之后的公益选择，存在着某种隐性的联系。“大家以为我登山就只是登山，实际上除了登山之外，我也在考虑自然环境的变化和人类的活动有什么关系。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家企业和环境变化有什么关系，我们怎么考虑和采取什么行动。”
关于他与阿拉善SEE的故事，他不愿标注过多的意义。于他而言，那不过是一段经历，“不管有没有阿拉善SEE，我都会参与环保。”
在阿拉善SEE，他遭遇了从未有过的挑战，也获得了从未有过的成就感。阿拉善SEE带给他的启发和改变，比如他多次强调的，学会妥协，意识到“妥协是很高的境界”，也许远非别的经历所能够给予。从这一点上而言，他于阿拉善SEE、阿拉善SEE于他，皆自有不同意义。
从旁观者到参与者
在进入阿拉善月亮湖的那顶大帷帐之前，甚至在和一众企业家围坐一起之初，王石都不认为自己跟眼前的这些人、跟阿拉善SEE有什么关系。他曾经生动地讲述过受刘晓光之邀加入阿拉善SEE的过程。北京万科成立一周年和两周年庆典时，刘晓光都曾亲临现场祝贺，“他真的是欢迎外地企业来北京发展事业”，王石把这份情记在心里。“晓光要发起一个环保组织，这个面子我是一定要给的。”
在理性的层面，不是没有计算。“我脑子飞速地运转，我告诉自己，反正这个数不能超过300万，过了300万我就找个借口，比如需要董事会批准。我的秘书传话，说捐100万，我还没来得及答应，又说可以分期10年给！哎呦，这让我很惊讶。”王石回忆。
他从中看到了智慧。“这个拉赞助不简单，很聪明，跟你要钱要得让你很舒服。” 但是他的心里也有一层“别扭”在。“募款理由和我没关系啊。因为晓光的理由，治理沙尘暴，这可是首都的沙尘暴，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首都企业家是这样来让大家顾全局的，治沙尘暴时说首都是全国人民的首都。”
对于王石的被动，任志强回忆，在阿拉善SEE刚组建时，王石就问刘晓光：“你要多少钱？100万我给你，然后我也不来了。”刘晓光坚决不同意：“我们要求你分10年（给），希望你沉下心来参与，就是你要把精力投入到其中去。”
2004年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成立前夜，置身于激情澎湃的企业家中，王石以一种抱手围观的姿态，保持着与身边一切的距离。
“我一直置身其外，到了晚上开会，讨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章程，我感觉，还是和我没关系。”
环保总局官员、学者杨鹏介绍了协会的《章程》，他后来担任了一段时间阿拉善SEE的秘书长。企业家们拿着《章程》草案，七嘴八舌地提问、争论，甚至跑题。王石环顾四周，分析起“局势”：首都企业家是一个圈，又分成两派，一批本地派，还有一批是海归派。除了首都企业家圈，还有南方派，其中云南企业家和台湾企业家都很积极。
“每个地方的企业家都有自己的特点。”王石认为，“以深圳企业家为代表的南方派，比较‘蓝色’，讲民主，讲法制。海外企业家是‘飘蓝’，他们有很多理论、实践，但不接地气。说到北京的企业家，我有点不大恭敬，他们‘代表真理’。”
最后争论集中在阿拉善SEE的工作是不是应该聚集在阿拉善地区，分成了“阿拉善派”和“超阿拉善派”。来自台湾的企业家不满意会议的混乱状态，提出要实行“动议、讨论、表决”的议事规则。许多大陆企业家会员表示，“第一次听到动议这个概念”。最后通过举手表决形成决议，在场51名企业家举手投票，阿拉善派29票，超阿拉善派22票。
但29票对22票算获胜吗？现场又陷入了面红耳赤的争论中。台湾的企业家坚持要按议事规则选举；海归派要求从头到尾都要体现程序合法性；剩下的大陆企业家搞“原则性通过”。张朝阳站了起来：“什么叫原则性通过？通过就是通过，没有通过就是没有通过。如果今天原则性通过了，那么未来做重大决定时，是一般多数就算通过，还是2/3绝大多数才算通过？”
马蔚华也站了起来：“原则性通过就是相对多数通过。任何好的法律，别说组织章程了，颁布的时候可能就已经落后于实践了。我们不如晚上截断，原则性通过，保留修改。”
王石觉得好玩，也站了起来：“你们没道理，都是中国人，怎么原则性听不懂？” 第二天早上6点，再次开会。13条章程一条一条表决，少数服从多数，有一条一半不通过，就给撕掉，再下一条。
“这哪里是治沙啊，这是治我们企业家心灵的沙漠啊！”王石从中看到了“新鲜感”，觉得这个组织非常可爱。“一群小霸王怎么就按照规则表决通过文件形成决议？”他感到，“这是一种民主程序的训练，一种自我教育，自我认识。”
会上，刘晓光问王石：“提名你王石当副会长，你有没有意见？”王石一口答应：“当然好啊。如果不是这样（民主）我肯定不当。” 于他而言，治沙能不能有结果，已经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过程体现了民主的气氛和精神，这可能对社会进步的意义更大”。
学会妥协
王石所看重的阿拉善SEE的民主理念，亦使他从当选会长那一刻起，即面临从未有过的挑战。
“我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我希望自己在会长任期内，也能向晓光看齐，改变自我，放下自我，更多包容，更多看到别人的长处……所以我想，我担任会长期间最适合的施政方针是‘萧规曹随’。”发表获选感言时，王石说。这番话听来难逃客套之嫌。“中国人的习惯都是后任否定前任的，把原来的推翻掉自己再做一套，我觉得这个习惯相当不好。”王石解释，“我非常清楚，协会确定的事情只要方向是对的，我就会继续去做。”
他的话刚说完，马上遭到香港通恒集团、云南红酒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武克钢的质问：“什么叫萧规曹随？你是不是不想作为？刚当会长就不想作为了你？”王石回忆，当时“武大炮立刻跳起来，咔嚓咔嚓讲了一大堆”。
现场气氛瞬时紧张，在场人回忆：“当时王石脸色极其难看，握着拳绷着嘴沉默了足有几十秒不说话。” 王石没有和武克钢吵架。“这是代表他的意见。”他向《中国慈善家》解释。选举结束不到一个月，王石专门到云南拜访了武克钢。他记得，武克钢当时非常惊讶。“我们交流什么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一种姿态。”王石说。相似的场面还出现过。
2008年10月10日，阿拉善SEE在上海召开二届一次理事会。“钱比能力多得多是一种灾难，我们发现王石会长说，钱不太容易花出去……”任志强说，“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钱如何投入到合理合适的项目中，怎么样把钱花出去？”
在王石任会长的两年里，任志强是提及王石时一个似不可少的存在。事实上，任志强连续两次竞选“监事”一职失败，直到第三次竞选才成功，并当选为阿拉善SEE第二届监事长，正是因为王石是阿拉善SEE第二任会长的缘故。任志强本无意参选，但很多理事鼓动他：“我们需要有一个强势人物监督这些更强势的执行理事。”杨鹏说，大家感到新一届执行理事会可能会更加强势，因为王石最有可能当选会长。最后，任志强、王石两人相遇。多年之后，任志强说过一句话：“王石先生的理事会没犯什么错误，主要是监事会给监视住了。”
“那是他的视角，我不对他进行评论。”王石对《中国慈善家》说，“北京的企业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自己是中央。任大炮是典型的。所以他才说出刚才的那句话。你不觉得自大了一点吗？他代表中央，我们是地方，我们是边缘，我怎么能跟他吵？”
这一次，任志强发言中最严厉的指责，是阿拉善SEE执行理事会批准拿出500万元进行理财，秘书处后来又投入了800万元，虽然最终获得了几十万元盈利，但在程序上是严重违规的。参会的香港商界环保协会的中国区总监吴有家站起来发言称，这是严重破坏规则，是要弹劾的。
“弹劾”二字一出，几乎所有人都望向王石。几个月前，万科因为在汶川地震中捐款200万元深陷舆论危机，王石承受了巨大压力。“无论当时、现在还是未来，我依然不认为我说的话有什么错。”事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声称。但是这一次不同。在秘书长杨鹏承认错误后，王石也“低了头”。“这确实是非常疏忽的，我在这里进行公开检讨。”他说。
“不同意见你有什么解决办法？我没有。”王石说，“在当时的阿拉善SEE，妥协本身并不是一个主动意识的妥协，最后你发现，你总得有一个结果，总得往前推进，那妥协是唯一的方法。”
在刘晓光担任会长期间，王石不能理解他的“和稀泥”。“开会的时候大家发言，晓光说‘哎呀这个太好了’，来了一个不同意见，他也说，‘这个也不错啊，我们也应该这么弄’。我当时就想，你到底同意哪个？”
后来他意识到，其实刘晓光才是一个“妥协专家、平衡高手”，也正因如此，阿拉善SEE在建立初期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应该说，阿拉善SEE能形成这样健康的发展，其实和晓光的精神气质，和他的处事方法是非常密切相关的。”
这给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我到了深圳之后就是斗，一切都不放弃，一切都坚持，一切都认为我是对的。但是在阿拉善SEE，我学会了妥协。我在中城联盟没学会，不但没学会，事后回想起来都是‘劣迹斑斑’。”
颜明见证了这一点。他是阿拉善SEE西北中心主席，他创立的立丰企业集团是中城联盟成员。“王石离开中城联盟主席位置16年了，到中城联盟开会的时候，他还跟老大一样，左右着中城联盟；但进入阿拉善SEE后他说了一句话：‘在阿拉善SEE学会了妥协。’”颜明回忆。
“妥协是不是了不起？因为你要放弃你的自尊心，你要放弃你的脸面，尤其是你要发火的时候不能发火——如果只靠忍，你是忍不住的。”王石说，妥协的实质就是非常坦然地去面对。“我觉得阿拉善SEE给我带来了人品上的提高。妥协不仅仅是一种智慧，更是一种品德、能力、力量。这是我在阿拉善SEE的一大收获。”
2012年，王石加入WWF（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董事会，对妥协有了更多的理解。“我深刻体会到，实际上在成熟的国际组织中，在做重大决策时，不可能意见是一致的，就是扯来扯去，最后一旦定的时候，你会发现，所谓的妥协就是形成共识，形成最大公约数。这是我想借着阿拉善SEE成立这么多年，要进行总结的问题。”
于王石而言，阿拉善SEE强调民主、公平，“如果我们在自身的组织中都不能有一套民主的公平的程序，我们又是社会主流的资源控制者，那么如何要求这个国家、社会进行公平建设？所以在这方面，妥协的概念非常重要。
国际化之路
在阿拉善SEE内部，普遍认为，在王石任上，阿拉善SEE开了格局。“做企业国际化，做环保也要国际化，我（的目的）非常明确。”王石说。
2008年底，阿拉善SEE开始采用参考《罗伯特议事规则》制定的《SEE议事规则》议事。前者是美国人亨利·马丁·罗伯特1876年编写而成的开会规则，被评价为“在洞彻人性的基础上，如一部设计良好的机器，能够有条不紊地让各种意见得以表达，最大化地实现公平与效率”。
2004年，袁天鹏受阿拉善SEE委托，参考《罗伯特议事规则》，起草《SEE议事规则》。袁天鹏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后来在美国阿拉斯加大学攻读硕士，是美国议事专家协会（nap）中国唯一会员，译著第10版《罗伯特议事规则》并致力于其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4年后，袁天鹏提交了《SEE议事规则》。杨鹏组织秘书处各部主管逐条讨论，将袁天鹏起草的100条议事规则压缩为43条，经过修改、表决，最终获得通过。
在2008年底的理事会上，根据这套规则，王石作为会长，在讲台上充当主持人的角色——会议授权主持人分配发言权、提议表决、维护秩序并执行程序，但主持人在主持期间不得参与内容的讨论。尽管讨论中存在异议，但按照“动议-附议-表决”的流程进行，“至少比以往节约了两个小时的时间。”王石回忆。这是中国第一家有规模的NGO学习轨迹成熟的国际议事规则。在阿拉善SEE国际化的道路上，王石开启了一个“第一”。
2008年6月9日，王石带领由阿拉善SEE理事、会员组成的一支20人考察团赴美访问，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企业家组团到美国取“公益经”。“14年前我第一次去美国是学怎么赚钱，这次我们来是学怎么花钱。”王石说。
10天里，他们先后走访了美国惠利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家族基金会、福特基金会、TNC等15个民间公益机构。在这些机构，他们有针对性地学习了公益组织如何制定战略、如何与政府合作、如何完善治理结构、如何保值增值、如何募集资金等。“当时更多是想建立关系，第二个是感受他们的一些操作运营模式。”王石回忆这次访问之旅时说，“我们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此后，阿拉善SEE的战略进一步明确，并将目标量化：保护阿拉善地区200万亩以梭梭为主的荒漠植被，通过保护这种固沙作用极强的树种来防治沙尘暴；同时将阿拉善SEE基金会打造成一个孵化器，扶助中国环保公益组织。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地方司的司长参加了阿拉善SEE的一次会议，深受感染。“他们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是全球最大的民间防治荒漠化的组织。”王石回忆。2009年7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邀请王石一行人参加了总部设在肯尼亚的联合国环境署的会议。
由于对荒漠化防治及对民间环保组织资助的有效工作，2009年10月1日，阿拉善SEE获得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的咨商资格。这意味着，阿拉善SEE有资格代表中国NGO组织参加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环境署理事会、全球部长级论坛等高端会议。此后，阿拉善SEE加强了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绿色和平这些组织间的合作。“我感觉，阿拉善SEE为我打开一扇大门，让我拓展了视野。”王石说。
关于国际化，王石想做的还有更多，但是他的一些想法后来在阿拉善SEE“没有得到更多响应”。他看得很开：“在阿拉善SEE，我没有遗憾，如果我做的事情大家没有响应，那就自己去做，不一定什么事儿都在阿拉善SEE做。”
从2009年始，万科公益基金会陆续资助一些国际性的关于环境议题的项目，从哥本哈根、坎昆到里约，万科支持中国的环境保护非营利性机构和非政府机构在国际舞台上发出声音。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泰国诗琳通公主造访了万科馆，并与王石会面。此后，万科公益基金会和诗琳通公主基金会开始讨论合作事宜，救助泰国疾病儿童。时任万科公益基金会执行秘书长沈彬称，这个项目的资金来自王石的捐赠。
2012年，万科公益基金会携手阿尔伯特王子基金会、WWF开展东北虎保护项目。此后，借助该项目经验，他们一起启动了“雪豹保护计划”。与此同时，王石担任执行理事长的壹基金也开始尝试国际化。2012年，缅甸曼德勒发生7级地震，壹基金救援联盟前往灾区参与救援工作，由此开启了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之路。
“李连杰、王石都是世界主义者，他们希望壹基金今后成为世界级的基金会，在服务好中国的前提下，考虑服务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灾民。”杨鹏说。
汇流成河
没有得到阿拉善SEE响应的，还包括建立项目中心的提议。2008年底的理事会上，会员发展委员会主席刘晓光报告：截至2008年9月28日，阿拉善SEE有效会员78位，在换届过程中损失了10位。这给作为会长的王石带来不小的压力。
为什么会有会员退出？除了环保工作在短时间内看不到成果外，王石意识到，每个会员每年向阿拉善SEE缴纳10万元会费，但他们中绝大部分缺少足够的机会参与治理和项目发展，“不少会员有意见，认为交会费的时候，秘书处就来催钱，平时却看不到组织活动。”
华南地区阿拉善SEE会员在深圳的一次聚会给了王石不小的启发。这次聚会中，王石、陈劲松、黄昌伟、刘小钢等20人参加。在开会时，秘书处推荐了贵州4个古树保护的项目包，每个项目需要2.5万元的资金，王石、刘小钢等4人主动各自认领了一个项目。这次聚会让王石意识到，阿拉善SEE可以在全国发展项目中心，不仅可以发展会员，还可以将现有会员的环保积极性调动起来。另外，各项目中心的会员频繁参与公益活动，还可以打破隔膜，促进企业家之间的交流，可谓一举两得。但是这一提议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响应，“当时很多人不赞成，认为是闹分裂，搞独立。”
事实证明，他的这一提议是正确的。截至2017年12月，阿拉善SEE已发展了15个项目中心。“原来是很忌讳建立项目中心，但是阿拉善SEE发展到今天，认为发展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不是快了，而是慢了。钱晓华任上积极推广，艾路明还会继续。”
在这一点上，王石也自觉没有遗憾。2012年，他与阿拉善SEE华南片区会员共同成立了全国第一家民间公募环保基金会——深圳红树林基金会，5年来，这个基金会已经成为阿拉善SEE的一个亮点，是阿拉善SEE各项目中心落地项目和落地执行机构的重要示范。
此前，曾有学者表示，阿拉善SEE的会长任期两年，不可连选连任，尽管杜绝了一些弊病，但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比如有些需要长期计划和推进的项目可能会受到影响。但王石认为，阿拉善SEE发展项目中心一事恰恰证明阿拉善SEE的项目是具有可持续性的，“不会受会长换届的影响”。在他看来，做（阿拉善SEE的）会长，不是象征着权力，而是责任，是奉献，“现在已经有超过800名会员了，每个人轮两年，还有很多人都轮不到，所以我说，不能再长了，两年就可以了。”
做环保不像做企业，很难评定成果。王石讲了一个故事。一次在去阿拉善盟的公路上，他看到，公路的右边是阿拉善SEE飞播项目地，一眼望去，绿茵茵的。“阿拉善SEE在这里真的将荒漠化防治做出了一个物理上的场景。”他感慨。他又望向左侧，也同样是绿茵茵的一片，一问才知道，左边并没有飞播区。他纳闷：“难道种子也飞到左边来了？要不两边怎么一模一样？”当地的向导笑了：“野生的草场，草籽都休眠着，只要有雨水就长出来了。这两年，雨水肥。”
王石得出一个结论：做环保项目，想在两到三年内看到成绩，非常难。“我们真的在做事，可是很难显现，怎么给你评价？”他说。
“企业家们有个特点——吹糠见米。张朝阳老是问，种了多少树，种了多少草，沙尘暴减少了几次？”社区项目执行者听了这样的话，心里凉了半截。也许是因为看不到治沙成果，张朝阳最后退出了阿拉善SEE。
在阿拉善SEE，王石得到一个重要的启示：在自然面前，人类太渺小，“即使是企业家，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也是如此”。
他在金沙江上漂流过，金沙江上水流湍急，但两侧的悬崖峭壁上，有一股股潺潺的流水，不断融入江水中。王石意识到，每个人都像那一股股流水，就是这样一股股细流，才聚成滔滔东去的大江。
“不要指望自己能力有多大，但是你发挥自己的微薄之力，这个社会就会发展得很好。”
文章来源: 《中国慈善家》2017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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