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光是个熟人尽知的热心肠，对人亲近，态度诚恳厚道，素来有“地产大哥”之名，在商界广结朋伴。动员企业家做环保，就像上天分配给他的任务。生态协会的筹建方案形成后，刘晓光开始游说企业家朋友，他给80多人打了100多通电话。阿拉善SEE创始会员张醒生回忆，2004年初，一天下午窗外黄沙漫天，突然接到刘晓光的电话。“醒生，看到窗外的沙尘暴了吗？再不采取行动，北京就没法待了！奥运会也恐怕无法办了，咱们不能这样看着不行动吧？”

张醒生问他怎么采取行动，刘晓光说，要发动一批企业家，联合起来，配合政府，动员社会向“沙尘暴”挑战，问他是否愿意参加。张醒生马上便答应了。刘晓光软硬兼施，对待任志强、王石这样的老朋友，他更直接一些。他把任志强、王石等人“囚禁”在北京翠宫饭店，让他们参与即将成立的这家生态协会。

“他跟我们说这个事的时候，我们说不参加这个会。他把门一关，说谁不给钱谁就不能出去。”任志强回忆，“我们说你要钱给你钱就完了。”

王石问：“你要多少钱？100万？我给你300万。然后我也不来了。”

刘晓光坚决不同意。“不行！一年我就要你给10万，但是你得给10年。”在他看来，影响企业家参与公共事务更重要。“这10年时间里，你要沉下心来参与，把精力投入到其中去。”

2004年2月14日，首次筹备会在北京翠宫饭店三楼振英厅举行，参会者包括刘晓光、宋军、张树新、杨平、杨鹏等企业家、学者、媒体人共16人。刘晓光在会上说：“我提出了一个概念，通过治沙，表现新的理想，新的人类的理想。治理沙漠环境问题，不光是中华民族的问题，也是整个人类的问题，这是一项艰难而有意义的事业。”

当天，他长篇大论做动员讲话，录音整理文字就有2万多字。对于成立生态协会治理“沙尘暴”，刘晓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从方式方法到价值意义做了通盘的描述和解释。“企业家的责任，不仅在于追求经济效益和金钱的价值，不仅在于追求资本收益率的最大化，也要自觉地承担起社会责任，使我们的经济活动与社会责任统一起来，使企业发展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

他将自己的热血主张告诉与会者，“我们动员100个企业家联合发起一个阿拉善宣言，作一个真正的现代公益和环境保护的宣言。”刘晓光的发言让会场笼罩着“神圣感”，但随即便被张树新当头泼了盆冷水。

“这件事就比较难，也许100年后才有结果。”张树新说，“我怕明年还会不会坐在这儿，多几个人还是少几个人，10年后会不会又变成大家某个星期六上午激动一下，然后变成历史上的一件事情，连个浪花都没有。我今天参与了这么一件事，我希望这件事10年以后还在。”

张树新对成立这家生态协会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也对日后的管理及可持续性提出了疑问。对于宋军企业的商业行为会不会与生态协会的公益行为相混淆，她也直言不讳。一番话，将刘晓光发言时建立的“神圣感”消解大半。

杨鹏在《为公益而共和》一书中记录了当时刘晓光的笨拙回应：“……有钱的帮钱场，没钱的帮人场。大家说今天想起来就帮一把，没想起来，也喊两嗓子，也算对他（宋军）的帮助……我觉得宋军有点宗教情结，我觉得能弄出点事来都得有一些宗教情结。”刘晓光的回答，将“企业家阶层自觉的意识觉醒和企业家群体历史发展”问题又扯回了“帮帮朋友”的江湖道义层面。

张树新是刘晓光的好朋友，对社会关怀同样有激情，虽然提出质疑不留情面，但提供帮助也更积极。这次筹备会后，刘晓光等人成立了筹备组，张树新也成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最重要的组织策划者之一。

一个多月后，第二次筹备会在北京翠宫饭店三楼召开，参会者18人，包括曾参与首次筹备会的11人，并增加了张朝阳、任志强、张醒生等7位企业家，除武克钢外，都是刘晓光的老友。当时，刘晓光已动员了39名企业家入会。宋军、张树新等首批9位发起人，每人也已交费5万元用做前期筹备资金。

这次筹备会前解决了首次筹备会时提出的诸多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明确了宋军公司的商业行为与正在筹建的生态协会分开。根据利益回避原则，宋军在退出自己的公司之前，不担任未来协会的秘书长。第二次筹备会仍然是一次动员会，会议很成功，企业家们都承诺会帮忙发展会员。会上，一贯“挑剔”的张树新没有再提出质疑，她对筹备工作中大家的认真负责表示赞赏和感动，认为这件事情价值很大。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组织核心人员的精神力量应该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能够发展下去的核心动力，这个精神力量会不会变成中国企业家真正的精神财富，可能也和我们今天的运作有关。”

当天会议持续到午夜，刘晓光很动情，他说自己20年没这么激动过了。“这让我想到了1985年，那时候穷，骑辆自行车，喝着啤酒，畅想未来。这次又点燃了我的激情。”如此这般，刘晓光发动的企业家越来越多，企业家们也没有食言，到2004年6月5日阿拉善SEE成立大会举行时，已有80多名企业家口头承诺加入。

进入首创集团前，刘晓光曾任职于北京市计划委员会，任商贸处副处长，后来成为北京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副秘书长。他手握审批权力，北京的地产商大多要看他的“脸色”。上世纪90年代初，一次潘石屹为及时拿到批文，在北京市计委门口等刘晓光到凌晨1点多。刘晓光加班结束，看到等在门口的潘石屹，便嘱咐他“冬天别冻着，明天下午你来我办公室吧。”第二天，潘石屹就拿到了批文。这是潘石屹第一次跟刘晓光打交道。

任志强就没这么幸运。1983年前后，任志强在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任建设部经理。当年他脚穿解放鞋，背着小军包去找北京计委商贸处副处长刘晓光审批。刘晓光坐在屋里头也不抬，一声大喝：“到外边等着。”说完便忘了，接着干自己的事。任志强在走廊一等就是4个小时，中午吃饭时才被想起来。

类似于在北京翠宫饭店被刘晓光“逼捐”一事，任志强早就经历过。当年北京市计委办了本《投资》杂志，缺钱，刘晓光便动员任志强捐款。1992年北京市组织到香港招商的大型活动，刘晓光也张罗着让任志强给配套计算机。“类似这样的事情，都是刘晓光觉得自然和值得骄傲的业绩，那时也许他们只是把国有企业资源看成是他们可以调动、指挥的一部分，也许是相互信任之间的一种默许。”

但在阿拉善SEE，刘晓光很配合地钻进了“权力的笼子”。2004年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阿拉善SEE成立大会在阿拉善月亮湖召开。参会者包括企业家、记者、学者和地方政府领导在内近200人。

此前一天晚9点，发起人会议召开，主要内容是通报筹备工作进展，和筹备期间财务审计，讨论《章程》和《选举办法》草案。因为参会企业家们都是公司掌舵人，习惯了一言堂式的居高临下指挥，并不熟悉有效的议事规则，甚至许多人第一次听到台湾企业家们口中的“动议”概念，现场讨论一度很混乱。

讨论选举方案时，杨平介绍选举办法：“这次我们成立大会要选举执行理事会、监事会，有15名执行理事，5名监事，在此基础上选举理事长、监事长，并且由会长提名产生5名副会长和一名秘书长。”

在此之前，刘晓光在筹备组工作会议中为理事会人选确定了三条原则：一要尽可能保住10位最早发起人，理由是他们的发起热情证明他们今后也会继续参与下去；二是要有行业代表性，方便由这些领军人物带动所属行业参与环保；三是要有区域代表性，台湾、云南、广东等地的代表要进入领导班子。基于以上理由，执行理事名额设定为15人，要做等额选举。刘晓光觉得，这个工作主要是义务和奉献，不是权力，不会有人来争。他从夹克里掏出拟好的15人名单，一个接一个念名字，打算念完了让大家举手表决。

“他国企的老总，原来哪有经过这种民主的训练，还是原来那套，掏个名单，自己组织一个理事会。”刘小钢是任职阿拉善SEE秘书长时间最长的人，先后与韩家寰、冯仑、任志强三任会长有过合作。没等刘晓光念完，现场便炸了锅，“这不是你的首创”“别玩老的那一套”“别把国有企业那套玩法搬来”……

现场抗议声不绝，讨论激烈。冯仑、张朝阳等人都提出质疑。经过民主讨论，与会者达成共识，决定在筹备组推选名单的基础上增加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经现场提名，15人名单增加到了23人，监事候选人由5名增加到7名。

刘晓光把那张名单折起来又塞回了夹克。在人人平等的前提下，包括刘晓光在内，企业家们用一夜时间便适应了民主表决，竞选演说、投票、唱票、监票、计票……6月5日的选举大会进行得出奇平顺，刘晓光当选阿拉善SEE的首任会长。

当晚，刘晓光在“头脑风暴会”上感慨：“我昨天晚上受到了震撼，一夜没睡着，我没有想到我们设计的推选程序全部被推翻了，我没有想到我们辛辛苦苦干这么长时间的程序就被推翻了。我想，实际上这就是民主和反民主的较量。所以，我觉得人也是在过程中提高，在民主的过程中提高自己。”刘晓光体会到了民主的力量，但在阿拉善SEE成立初期，他的“家长式”做主的老毛病经常会犯。

2004年8月12日，阿拉善SEE一届二次执行理事会、监事会联席会议在昆明召开。会上，秘书长杨平做业务汇报。刘晓光是会议主持人，却没搞清自己只是会议的组织者，不是决策者。他一边听着汇报，一边点评总结并且做决定。“好，就这样了！”“不错，我认为这样行！”

参会的其他执行理事及列席理事围坐两边，没人站起来打断他。杨鹏与武克钢小声交流，认为刘晓光不懂主持会议。杨鹏扯过一张大白纸，在上面写：“刘总，杨平汇报后，你要组织大家讨论提出意见，然后表决，你自己不要下结论。”写完，走过去将纸交给刘晓光。刘晓光看了看，马上说：“大家听了有意见就提出来，我们讨论。”但没过一会儿，又不自觉地扮演决策人，继续下结论。

武克钢是有名的“反对派”，拍着桌子大嚷：“你们会不会开会？开会要有动议、提议，大家讨论，然后表决，（刘晓光）你的任务就是组织表决，我们又不是你分公司经理。中国好多事弄不好，就是不会开会。” 武克钢一闹，刘晓光愣了。原本沉闷的会场气氛被打破，刘晓光又乐呵呵开始组织大家讨论、表决，再也没有自己总结做决定。甚至有时该他表态了，他也只说，“看大家的”。

三年会长任期结束，有理事向协会秘书长提议，让刘晓光做“永久名誉会长”。秘书处没有细想，在会议议程安排中，写入了“授予刘晓光永久名誉会长”环节。议程通知一经发出，便遭到了一些理事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样的安排太老套。“试想美国总统换届选举，前任总统继续担任永久名誉总统，可笑不可笑！”刘晓光听说后，也表示不接受永久名誉会长的提名。

韩家寰是台湾大成集团总裁，阿拉善SEE创始理事，与张树新一样，他也反对这一提议。“我们反对的原因是，晓光已经够伟大了。这么棒的一个传承，不要搞得很复杂。后来晓光每一届自己放下身段来竞选、参选，你不觉得很感动吗。”

直到刘晓光去世，每次阿拉善SEE选举大会，他都会到台上发表理事竞选演讲。事实上，他每次都担心自己选不上。

他跟杨鹏说：“选不上好丢脸的。”

杨鹏答：“是挺丢脸的，但你还是得（竞）选啊。”

会长任期结束后，刘晓光先后当选第二届理事，第三届监事长，第四、第五、第六届理事。阿拉善SEE2017年度会员大会，刘晓光没能登台。在病床上躺了47天后，2017年1月16日晚，刘晓光与人间做了告别。八宝山送别那天，万人前往。各界人士撰文凭吊，文章占满大大小小的屏幕。

在刘晓光之前，中国企业家还没人获得过众人的如此爱戴。阿拉善SEE的制度和文化决定，他们没机会搞个人崇拜，但刘晓光还是成了精神符号。2003年，刘晓光在沙漠中的一跪，跪成了一面旗，代表企业家以另一种形象面对世界。冯仑曾对刘晓光说：“你干十个首创不如干一个阿拉善（SEE）。干阿拉善（SEE）这件事应该写在你的墓志铭上，你现在就应该写，‘刘晓光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做了阿拉善（SEE）’。”

在阿拉善SEE，刘晓光像一个泥土里长出来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