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月16日,阿拉善SEE发起人刘晓光先生病重不治,与世作别。十五年前,刘君跪大漠黄沙、仰叹苍穹,联合同路者,以平等为基础,创立阿拉善SEE。其影响如投石击水,石虽殁,却涟波荡荡,至今漫延。逝者闭目,或已足慰。谨以此文悼念觉知者刘晓光。

刘晓光 原首创集团董事长、阿拉善SEE创始会长
任职时间:2004.06-2007.12
 
| 撰文:白筱
| 来源:《中国慈善家》2017年12月刊,原文标题《刘晓光:跪地成旗》

谁在下跪

途经西夏王陵,翻越贺兰山脉,大漠中沙丘连绵,212吉普车时起时伏驱驰22公里。2003年,闯入腾格里沙漠的人类发动机,追不上消失了几百年的一支古老游牧部落,很快,车轮印迹会像这里曾出现过的人类文明一样,被吹了千百年的风沙抹去。

已是10月深秋,头顶浓云无边,刘晓光脚踩万里黄沙,被眼前景象撼动,灵魂震荡,不由得屈膝跪下,流泪忏悔着,将一抔黄沙捧到眼前,仰天长叹。

“好像整个世界都沙化了,人类在玩最后的沙盘。” 刘晓光1995年进入首创集团,20年后,这家原本账面只有1亿多资金的企业,总资产已超2000亿元。作为首创集团掌舵人,刘晓光同样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参与者。但面对严重恶化的环境,他手里那捧黄沙让“赚钱”本身的意义大打折扣。“每个人就像沙子一样微不足道,亿万富翁算得了什么?”

此次沙漠行,刘晓光原本目的有二,“携夫人度假”勉强算是一个,另一个,他要参加一个小型论坛,帮一帮“傻瓜朋友”宋军的忙。因此事而始,刘晓光不经意间铺陈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墓志铭,远超他执掌首创集团。

2003年,刘晓光到月亮湖畔参加论坛,特殊的时空,特殊的环境,让这位情感丰富的“特殊的人”产生了特殊感受。这让阿拉善SEE得以在几个月之后建立成为可能。

那次“旅游”活动本是宋军公司一次兼具社会意义的商业行为,包括刘晓光在内,有企业家、媒体人等30多人参加,举办的小型论坛题为“企业家如何独善其身”,讨论的核心问题,便是企业家的责任和使命。

宋军是九汉天成有限公司董事长,在月亮湖投资沙漠生态旅游项目,同时,也生产肉苁蓉酒。肉苁蓉是种传统药材,寄生于沙漠植物梭梭树根部,梭梭树又是固沙的重要植被。为得到肉苁蓉,农牧民会自觉保护梭梭树,客观上有助于防治荒漠化。

宋军看到了商业与生态之间互益的可能性,希望影响更多人来支持自己的事业,虽然当时还没想到为自己的公司贴上“社会企业”的标签,但他将旅游项目带进沙漠,同时又在阿拉善开展荒漠化防治工作8年,这感动了刘晓光。

《中国慈善家》2017年12月刊封面

刘晓光是个内心丰富的理想主义者,喜欢写诗,向来纸笔不离身,触景生情,便要落笔。有人说他的诗算不得诗,也有人说他诗中有大关怀,像出自圣徒之手。在《游腾格里达来(阿拉善)》中他写道:“好一个宋军先生,竟给我们这样一个惊人的答卷。好一个九汉天成,真敢同世界在旅游上叫板。这,就是我们企业家的责任,这,就是我们中国企业家的其身独善。”

一路上,刘晓光将情绪与感受写进诗里,却也不肯就此作罢。中国企业家要向哪里走?使命和责任是什么?要如何面对社会和后世?膝盖下的沙漠迫使刘晓光去行动。“没有想到中国还有宋军这样的人,一个人跟沙漠搏斗,我们得帮帮他。”

国庆长假结束后,刘晓光便开始筹划此事。当时,北京市政府正在筹备2008年奥运会,意大利政府承诺无偿提供资金,解决北京大气污染问题。刘晓光动员北京市副市长:“我们已经找到了北京沙尘暴的源头,希望能向意大利政府再申请一笔治沙资金。”

这一提议很快获准。2003年底,意大利政府同意追加1000万欧元,但有前提条件,即北京市政府也要配套1亿元人民币用于荒漠化防治。刘晓光觉得让北京市政府出钱难度很大,想调动企业家朋友,一块支持环保事业。

与此同时,宋军也在请人设计项目,他通过时任《华夏时报》执行总编杨平找到了杨鹏,当时杨鹏是国家环保局环境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政策室主任。2004年初,杨鹏受邀前往阿拉善,对宋军的项目进行考察。杨鹏认为宋军当时对于商业与公益相结合的想法并不清晰。“我发现他有点乱,他确实有(做)公益的情怀,但是又是个商业(项目)。”

杨鹏主张将公益和商业剥离,划清界限。“生意归生意,但公益做起来对生意是有潜在帮助的。你不能当成生意做,越不把它当生意做,可能对你帮助越大。”就此,杨鹏着手完成了一个策划案,过程中,关键环节设计都会通报给刘晓光。刘晓光很喜欢这份策划案。其核心是把商业和公益分开,动员百名企业家,每人每年出资10万元,成立生态保护基金专门做环保。

这一公益环保方案将整个中国企业家群体变成了发展对象,他们集体要面对的课题,是中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如何去表达。而在刘晓光看来,这更是人类如何面对地球的问题。

钱留下,人也不许走

刘晓光是个熟人尽知的热心肠,对人亲近,态度诚恳厚道,素来有“地产大哥”之名,在商界广结朋伴。动员企业家做环保,就像上天分配给他的任务。生态协会的筹建方案形成后,刘晓光开始游说企业家朋友,他给80多人打了100多通电话。阿拉善SEE创始会员张醒生回忆,2004年初,一天下午窗外黄沙漫天,突然接到刘晓光的电话。“醒生,看到窗外的沙尘暴了吗?再不采取行动,北京就没法待了!奥运会也恐怕无法办了,咱们不能这样看着不行动吧?”

张醒生问他怎么采取行动,刘晓光说,要发动一批企业家,联合起来,配合政府,动员社会向“沙尘暴”挑战,问他是否愿意参加。张醒生马上便答应了。刘晓光软硬兼施,对待任志强、王石这样的老朋友,他更直接一些。他把任志强、王石等人“囚禁”在北京翠宫饭店,让他们参与即将成立的这家生态协会。

“他跟我们说这个事的时候,我们说不参加这个会。他把门一关,说谁不给钱谁就不能出去。”任志强回忆,“我们说你要钱给你钱就完了。”

王石问:“你要多少钱?100万?我给你300万。然后我也不来了。”

刘晓光坚决不同意。“不行!一年我就要你给10万,但是你得给10年。”在他看来,影响企业家参与公共事务更重要。“这10年时间里,你要沉下心来参与,把精力投入到其中去。”

2004年2月14日,首次筹备会在北京翠宫饭店三楼振英厅举行,参会者包括刘晓光、宋军、张树新、杨平、杨鹏等企业家、学者、媒体人共16人。刘晓光在会上说:“我提出了一个概念,通过治沙,表现新的理想,新的人类的理想。治理沙漠环境问题,不光是中华民族的问题,也是整个人类的问题,这是一项艰难而有意义的事业。”

当天,他长篇大论做动员讲话,录音整理文字就有2万多字。对于成立生态协会治理“沙尘暴”,刘晓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从方式方法到价值意义做了通盘的描述和解释。“企业家的责任,不仅在于追求经济效益和金钱的价值,不仅在于追求资本收益率的最大化,也要自觉地承担起社会责任,使我们的经济活动与社会责任统一起来,使企业发展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

他将自己的热血主张告诉与会者,“我们动员100个企业家联合发起一个阿拉善宣言,作一个真正的现代公益和环境保护的宣言。”刘晓光的发言让会场笼罩着“神圣感”,但随即便被张树新当头泼了盆冷水。

“这件事就比较难,也许100年后才有结果。”张树新说,“我怕明年还会不会坐在这儿,多几个人还是少几个人,10年后会不会又变成大家某个星期六上午激动一下,然后变成历史上的一件事情,连个浪花都没有。我今天参与了这么一件事,我希望这件事10年以后还在。”

张树新对成立这家生态协会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也对日后的管理及可持续性提出了疑问。对于宋军企业的商业行为会不会与生态协会的公益行为相混淆,她也直言不讳。一番话,将刘晓光发言时建立的“神圣感”消解大半。

杨鹏在《为公益而共和》一书中记录了当时刘晓光的笨拙回应:“……有钱的帮钱场,没钱的帮人场。大家说今天想起来就帮一把,没想起来,也喊两嗓子,也算对他(宋军)的帮助……我觉得宋军有点宗教情结,我觉得能弄出点事来都得有一些宗教情结。”刘晓光的回答,将“企业家阶层自觉的意识觉醒和企业家群体历史发展”问题又扯回了“帮帮朋友”的江湖道义层面。

张树新是刘晓光的好朋友,对社会关怀同样有激情,虽然提出质疑不留情面,但提供帮助也更积极。这次筹备会后,刘晓光等人成立了筹备组,张树新也成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最重要的组织策划者之一。

一个多月后,第二次筹备会在北京翠宫饭店三楼召开,参会者18人,包括曾参与首次筹备会的11人,并增加了张朝阳、任志强、张醒生等7位企业家,除武克钢外,都是刘晓光的老友。当时,刘晓光已动员了39名企业家入会。宋军、张树新等首批9位发起人,每人也已交费5万元用做前期筹备资金。

这次筹备会前解决了首次筹备会时提出的诸多问题,其中一个重要问题是,明确了宋军公司的商业行为与正在筹建的生态协会分开。根据利益回避原则,宋军在退出自己的公司之前,不担任未来协会的秘书长。第二次筹备会仍然是一次动员会,会议很成功,企业家们都承诺会帮忙发展会员。会上,一贯“挑剔”的张树新没有再提出质疑,她对筹备工作中大家的认真负责表示赞赏和感动,认为这件事情价值很大。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组织核心人员的精神力量应该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能够发展下去的核心动力,这个精神力量会不会变成中国企业家真正的精神财富,可能也和我们今天的运作有关。”

当天会议持续到午夜,刘晓光很动情,他说自己20年没这么激动过了。“这让我想到了1985年,那时候穷,骑辆自行车,喝着啤酒,畅想未来。这次又点燃了我的激情。”如此这般,刘晓光发动的企业家越来越多,企业家们也没有食言,到2004年6月5日阿拉善SEE成立大会举行时,已有80多名企业家口头承诺加入。

2004年6月5日,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正式成立。企业家们的平等参与,让阿拉善SEE自然形成了民主治理的架构与格局。

走进“笼子”

进入首创集团前,刘晓光曾任职于北京市计划委员会,任商贸处副处长,后来成为北京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副秘书长。他手握审批权力,北京的地产商大多要看他的“脸色”。上世纪90年代初,一次潘石屹为及时拿到批文,在北京市计委门口等刘晓光到凌晨1点多。刘晓光加班结束,看到等在门口的潘石屹,便嘱咐他“冬天别冻着,明天下午你来我办公室吧。”第二天,潘石屹就拿到了批文。这是潘石屹第一次跟刘晓光打交道。

任志强就没这么幸运。1983年前后,任志强在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任建设部经理。当年他脚穿解放鞋,背着小军包去找北京计委商贸处副处长刘晓光审批。刘晓光坐在屋里头也不抬,一声大喝:“到外边等着。”说完便忘了,接着干自己的事。任志强在走廊一等就是4个小时,中午吃饭时才被想起来。

类似于在北京翠宫饭店被刘晓光“逼捐”一事,任志强早就经历过。当年北京市计委办了本《投资》杂志,缺钱,刘晓光便动员任志强捐款。1992年北京市组织到香港招商的大型活动,刘晓光也张罗着让任志强给配套计算机。“类似这样的事情,都是刘晓光觉得自然和值得骄傲的业绩,那时也许他们只是把国有企业资源看成是他们可以调动、指挥的一部分,也许是相互信任之间的一种默许。”

但在阿拉善SEE,刘晓光很配合地钻进了“权力的笼子”。2004年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阿拉善SEE成立大会在阿拉善月亮湖召开。参会者包括企业家、记者、学者和地方政府领导在内近200人。

此前一天晚9点,发起人会议召开,主要内容是通报筹备工作进展,和筹备期间财务审计,讨论《章程》和《选举办法》草案。因为参会企业家们都是公司掌舵人,习惯了一言堂式的居高临下指挥,并不熟悉有效的议事规则,甚至许多人第一次听到台湾企业家们口中的“动议”概念,现场讨论一度很混乱。

讨论选举方案时,杨平介绍选举办法:“这次我们成立大会要选举执行理事会、监事会,有15名执行理事,5名监事,在此基础上选举理事长、监事长,并且由会长提名产生5名副会长和一名秘书长。”

在此之前,刘晓光在筹备组工作会议中为理事会人选确定了三条原则:一要尽可能保住10位最早发起人,理由是他们的发起热情证明他们今后也会继续参与下去;二是要有行业代表性,方便由这些领军人物带动所属行业参与环保;三是要有区域代表性,台湾、云南、广东等地的代表要进入领导班子。基于以上理由,执行理事名额设定为15人,要做等额选举。刘晓光觉得,这个工作主要是义务和奉献,不是权力,不会有人来争。他从夹克里掏出拟好的15人名单,一个接一个念名字,打算念完了让大家举手表决。

“他国企的老总,原来哪有经过这种民主的训练,还是原来那套,掏个名单,自己组织一个理事会。”刘小钢是任职阿拉善SEE秘书长时间最长的人,先后与韩家寰、冯仑、任志强三任会长有过合作。没等刘晓光念完,现场便炸了锅,“这不是你的首创”“别玩老的那一套”“别把国有企业那套玩法搬来”……

现场抗议声不绝,讨论激烈。冯仑、张朝阳等人都提出质疑。经过民主讨论,与会者达成共识,决定在筹备组推选名单的基础上增加候选人,实行差额选举。经现场提名,15人名单增加到了23人,监事候选人由5名增加到7名。

刘晓光把那张名单折起来又塞回了夹克。在人人平等的前提下,包括刘晓光在内,企业家们用一夜时间便适应了民主表决,竞选演说、投票、唱票、监票、计票……6月5日的选举大会进行得出奇平顺,刘晓光当选阿拉善SEE的首任会长。

当晚,刘晓光在“头脑风暴会”上感慨:“我昨天晚上受到了震撼,一夜没睡着,我没有想到我们设计的推选程序全部被推翻了,我没有想到我们辛辛苦苦干这么长时间的程序就被推翻了。我想,实际上这就是民主和反民主的较量。所以,我觉得人也是在过程中提高,在民主的过程中提高自己。”刘晓光体会到了民主的力量,但在阿拉善SEE成立初期,他的“家长式”做主的老毛病经常会犯。

2004年8月12日,阿拉善SEE一届二次执行理事会、监事会联席会议在昆明召开。会上,秘书长杨平做业务汇报。刘晓光是会议主持人,却没搞清自己只是会议的组织者,不是决策者。他一边听着汇报,一边点评总结并且做决定。“好,就这样了!”“不错,我认为这样行!”

参会的其他执行理事及列席理事围坐两边,没人站起来打断他。杨鹏与武克钢小声交流,认为刘晓光不懂主持会议。杨鹏扯过一张大白纸,在上面写:“刘总,杨平汇报后,你要组织大家讨论提出意见,然后表决,你自己不要下结论。”写完,走过去将纸交给刘晓光。刘晓光看了看,马上说:“大家听了有意见就提出来,我们讨论。”但没过一会儿,又不自觉地扮演决策人,继续下结论。

武克钢是有名的“反对派”,拍着桌子大嚷:“你们会不会开会?开会要有动议、提议,大家讨论,然后表决,(刘晓光)你的任务就是组织表决,我们又不是你分公司经理。中国好多事弄不好,就是不会开会。” 武克钢一闹,刘晓光愣了。原本沉闷的会场气氛被打破,刘晓光又乐呵呵开始组织大家讨论、表决,再也没有自己总结做决定。甚至有时该他表态了,他也只说,“看大家的”。

三年会长任期结束,有理事向协会秘书长提议,让刘晓光做“永久名誉会长”。秘书处没有细想,在会议议程安排中,写入了“授予刘晓光永久名誉会长”环节。议程通知一经发出,便遭到了一些理事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样的安排太老套。“试想美国总统换届选举,前任总统继续担任永久名誉总统,可笑不可笑!”刘晓光听说后,也表示不接受永久名誉会长的提名。

韩家寰是台湾大成集团总裁,阿拉善SEE创始理事,与张树新一样,他也反对这一提议。“我们反对的原因是,晓光已经够伟大了。这么棒的一个传承,不要搞得很复杂。后来晓光每一届自己放下身段来竞选、参选,你不觉得很感动吗。”

刘晓光创立了阿拉善SEE,并让阿拉善SEE具备了建立民主治理模式的前提条件。

一面旗帜

直到刘晓光去世,每次阿拉善SEE选举大会,他都会到台上发表理事竞选演讲。事实上,他每次都担心自己选不上。

他跟杨鹏说:“选不上好丢脸的。”

杨鹏答:“是挺丢脸的,但你还是得(竞)选啊。”

会长任期结束后,刘晓光先后当选第二届理事,第三届监事长,第四、第五、第六届理事。阿拉善SEE2017年度会员大会,刘晓光没能登台。在病床上躺了47天后,2017年1月16日晚,刘晓光与人间做了告别。八宝山送别那天,万人前往。各界人士撰文凭吊,文章占满大大小小的屏幕。

在刘晓光之前,中国企业家还没人获得过众人的如此爱戴。阿拉善SEE的制度和文化决定,他们没机会搞个人崇拜,但刘晓光还是成了精神符号。2003年,刘晓光在沙漠中的一跪,跪成了一面旗,代表企业家以另一种形象面对世界。冯仑曾对刘晓光说:“你干十个首创不如干一个阿拉善(SEE)。干阿拉善(SEE)这件事应该写在你的墓志铭上,你现在就应该写,‘刘晓光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做了阿拉善(SEE)’。”

在阿拉善SEE,刘晓光像一个泥土里长出来的农民。

在阿拉善SEE,提起刘晓光,通常对他的评价是“太可爱了”。他去世后,这些评价又多了几分沉重。杨鹏描述不好对刘晓光的印象。“我说不清楚,他有点圣徒的感觉。你知道那种感觉吗?但是他又不是那种让你觉得好严肃,他也不是。他身上有追求神圣的东西,这个是他留下的最大的东西。”

阿拉善SEE理事颜明告诉《中国慈善家》,刘晓光留给他的是一个背影。“给我留下这个背影太重要了。带着病,身体不好,腿也不好,手还抖,坚持在每一个环保现场。临住院之前一周,我们还在开会,谁知道他住进去就没出来。”刘晓光受疾病困扰已近10年。后期,他的病情已经越来越严重,帕金森氏症让他常常不能控制自己的身体。

2016年10月12日,腾格里沙漠月亮湖畔,阿拉善SEE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式开馆。刘晓光在致辞时说,“中国需要碧水蓝天,需要可持续发展,需要中国企业家充满阳光的心灵。”

有一年参加企业家论坛,刘晓光在台上突然发病。他性格要强,谁要帮他,他会发火骂人。但他那天病情异常严重,已坐不稳椅子了,两个助手上台,将两把椅子并在一起,他勉强撑了过去。回到房间,刘晓光便陷入了昏迷。所幸那次抢救有效。

刘晓光常参加活动,有时要上台演讲,为了控制症状,他会大把吃药。

“他超剂量吃药,他不知道这个坏处么?他要控制自己的形象。”艾路明说,“这对他身体损害很明显。”

创始会员、第七届监事长周洲说,刘晓光可能会被阿拉善SEE忘记。“再过20年,再有新人加入,有什么感觉?一点感觉都没有。但是你的生活,你有没有感受到变化?你生存的价值有没有体现?所以我的观点就是这个,永远是这么个(阿拉善)SEE,不是其中的人。”

第六届与第七届治理班子交接仪式后,刘晓光的照片出现在舞台荧幕上,全场起立鼓掌,直到掌声被大会主持人打断。照片中,刘晓光置身于阿拉善戈壁滩上,身穿一件老旧肥大的夹克,翻领T恤衫衣襟掖进裤腰里,被老式皮带歪斜地捆在腰线上方。他手拿触控笔和手机,正在写着什么,脸上沟壑沧桑、棱角坚毅,却堆满了农民式的赤诚笑意。身后,一面阿拉善SEE会旗迎风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