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听说“零慧”这个名字,是从国内创新公益演讲节目《CC讲坛》负责人富宇那里。喜欢开玩笑的富宇对《公益时报》记者这样描述“零慧”其人——“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的秘书长,能力强又聪明,她可是个“厉害”角色!”
真正与零慧面对面,大眼睛黑眸子的她笑起来很明媚,长发及肩,身着深蓝色的外套,看起来沉稳庄重,几乎未施粉黛的她仍然不失清秀。讲述自己的观点时,她又不疾不徐、从容淡定,甚至有些偏男性的冷峻。零慧承认自己确实和一般女孩子的喜好不大一样——高中时她最爱看时政类杂志,对国内国际大事颇为关注。父亲是企业家,零慧也曾因此一度立志成为一名企业家,所以大学本科时她选了工商管理专业。可是父亲却希望她不如去考个公务员——铁饭碗,稳定。
硕士学习她选择去英国留学并主修“企业社会责任”专业,而且还拿到了全额奖学金,但实际上之后零慧的生活一路走来并未像父亲期待的那样平顺,而是一波三折,最后跨界迈进了公益行业,做起了专职公益人。说起对自己成长影响颇深的人,零慧提到了四个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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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成基金会创始人、理事长王平的强大愿力令零慧备受鼓舞,也让彼此对这份事业的共识更为默契和坚定。 从8年前加入友成,王平理事长就让零慧在不同的岗位上轮训,一线志愿者驿站、友成大学、综合管理等,尤其是近五年来的耳提面命,言传身教,让零慧有了不一样的领导力,锻炼了独特的分析问题的方法论和带队伍的能力。这种创始人的“亲自带”让业界不少秘书长羡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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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导师刘世敏的开放包容让零慧难忘,这种特质的吸收和学习也让她后来带团队时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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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成基金会副理事长汤敏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用跨界视角参与公益的创新思路,让零慧觉得有趣、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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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泽人”创始人翟雁对志愿者事业百分之百的热忱和投入令零慧钦佩和感动,她也是零慧的公益领路人。
谈到时下热词:“企业家精神”,零慧说其实“社会企业家精神”这种叫法更贴切,因为在她看来,不具备社会创新能力和社会价值观的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也无从谈起。说起如今业界“秘书长”这个岗位人员流动较大的现象,零慧笑言:“这里面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你自己的心态调整的好不好,到底把自己当作“公益创业合伙人”还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做公益,如果你选择后者来定位那就糟糕了,那你永远干不好。再就是你是不是真爱‘公益’。”
无论是职业选择还是项目选择,零慧都将其归结到一个点,即“发心。”她反复说,真爱与否,结果好坏或成败,公益始终是“试金石。”
友成发展的奠基石是“人才与平台”
《公益时报》: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友成基金会”)自成立至今,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友成大学、小鹰计划、创业咖啡、电商扶贫、双师教学、社会价值投资联盟等多个社会创新项目及机构在不断发展壮大。在创新求变的同时,你们如何保证这些公益项目的可持续发展?
零慧:友成基金会2007年成立,基金会创立至今我们有很清晰的两条主线,一块是做人,就是关注人的发展变化和成长;一块是平台搭建,探讨如何把人力资本、智力资本通过合适的渠道输送到最需要它的地方去。这里面需要政府、民众以及行业机构三方的良性参与和支持,缺一不可。在此过程中你会注意到,我们所有与人有关的项目,它都有内在的逻辑,而不是说你看见一个项目,觉得好玩,就做着试试。友成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在项目发展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人的改变,包括受益人和参与者的改变,这其中的关键是认知的提升。做项目的人需要不断地回望初心,观察这个项目的发展是否与你的初心相吻合。而同时,每一个创新项目的诞生,它和我们过往所做的项目以及相关经验都是有内在关联的,可谓“既有传承,又有创新”。这也意味着无论将来友成基金会还会出现多少创新项目,但内在的主线,即围绕着人的发展这一条是不会变的。
过往我们看到了很多“高高在上的施舍、强加于人的道德绑架、刻意导演的眼泪指数、只见物不见人的捐赠、不负责任的公益作秀、不透明的虚假公益……”,这是对公益的异化。而我们一直在提“新公益”, 公益不是简单的财富搬家,而是要有新的价值创造,通过社会创新来创造价值增量。而社会创新在本质上是一个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发现真正需求、整合跨界资源,实现真公益、有效公益、可持续公益的三位一体,这其实也是驱动力(Aim)、创新力(Approach)、行动力(Action)的三效合一。而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在三A 之间循环往复地探索与实践的过程。在这个开放的,永无止境、无法穷尽的过程中,创新型组织持之以恒地不断瞄准目标、创新模式和打造执行力,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的目标。这也是我们在社会创业家身上发现的密码。我们用一整套的理念、项目管理大纲、手册和流程来保证和强化发心、方法、行动的统一。这也是项目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原动力。
社会价值投资联盟要做成事,须先“结硬寨,打呆仗”
《公益时报》:2016年9月,友成基金会携同50家机构联合创立了“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此后你们与此项目有关的动作持续不断,而且社会关注度也不小。能介绍一下这个机构到底要做些什么吗?
零慧:友成基金会倡导成立“社会价值投资联盟”,重点在倡导“社会价值”为导向的义利并举的共识。我们在向企业进行社会创新倡导的时候,特别强调要改变简单的“二元论”认知——就是“义和利的取舍”,舍‘利’才能得‘义’,或者要想有‘义’就不能得‘利’。其实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义利是可以并举和兼顾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如何实现义利的智慧和有机的转化,是对社会创业家一个特别大的考验。
在此过程中,我们就研发了一个3A3力的标准。首先是目标Aim。就是你的驱动力是什么,目标何在,创始人的核心理念是什么等等,一定要把这些东西找到并予以准确定位。还有一个就是Approach,有没有产品服务的创新在里面,商业模式有没有新的,治理结构上有没有社会化参与的一个考虑。第三个A就是Action,这里面既包括执行力,也包括行动之后的效果。重点还要看这3A之间的合一。一个是知行合一,还有就是志行合一。我们建立这样一个标准,除了自身在实践中每每验证外,也是想让大家一起认知“义利”是否可以兼顾统一这个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遇到了越来越多的社会创新的践行者,他们正在摸索和尝试着这样的统一,这也是打造共同体的一个基石。若大家认知不能统一,谈何“共同”?实践验证,现实采纳,在做事情的过程中如果大家能依照这个共同的方向和原则,可能就会少走弯路,减少异化。
2013年我们提出社会价值投资的概念之后,为了防止对“社会价值”这一概念的理解过于窄化或泛化,我们就开始着手研发一套严格的定义和严谨的量化评估标准,用于评价社会创新型企业、社会创新型组织和项目等社会价值投资和评估对象。现在已经开发了一个线上进行社会价值评估的云平台,可以在线填写并得出分析报告,我们在这两年的资助招标和猎鹰计划的评测中都采用了这套系统。2016年联盟成立以后在此基础上又进行了针对上市公司的定制化应用性研发。
2017年12月,社投盟发布了一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价值评估报告“义利99”,采用就是这个评估框架。比如团队分析了沪深300的上市公司,然后用这个指标对他们的公开数据进行扫描,结果出来以后,我们把得分靠前的99家甄选出来,形成一个“义利99”的榜单,同时根据我们摘选出来的这99支股票,对它过去16个月的数据表现进行回测,就发现“义利99”的指数几乎跑赢了现在市面上所有的评价指数。
《公益时报》:“义利99”的权威性、专业性和前瞻性以及可信度从何体现?
零慧:开发这套指标,首先从框架上它是覆盖3个A——Aim、Approach、Action,所以它相对全面;从理念上,参照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中国的五大发展目标去做一一的对应和结合。我们的专家团队结构多样,有来自社会领域的,有来自行业的、有做结构资讯、产业分析的,有来自证券交易研究所的研究员、分析师等等,他们都涵盖在我们68人的跨界专家团里。这些人以多年丰富的行业经验得出的一个评估体系最终是不是经得起验证,还是要靠数据来说话。我们就把企业年报、可持续发展报告、企业公民报告,财务的或者非财务的信息,根据我们的指标来进行抓取。抓取信息后如何赋值,需要经过专家们的分析讨论,给出意见,然后得出至少目前发展阶段一个相对公允的评分。
经过我们甄选的这99家企业,你会发现他们的发展根基是非常扎实的,是一点点的从运营成长而来的,正因为他们具备真实又扎实的基础,也使得我们拿出的这套评价体系可以有个“硬腰杆。”这样的一个依据,既有全球普世理念,也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理念,还有我们传统文化中“义利”的辩证关系,然后再加上我们3A更加系统性的评价框架,整体而言是立体、全面和客观的。
《公益时报》:那么这些海量的数据如何去伪存真?
零慧:评估的基础是上市公司根据监管部门要求披露的公开信息,所以评估有一个假设前提,那就是公开披露的信息是可信的。但即便如此,我们依旧要求在评估中对可能存疑的信息进行交叉检查。比如说它有一个数据出来,我们就会看它前面有没有数据的支撑,有没有方针的提出,如果这几个方面都兼具,那就基本可以确认数据的真实性。如果相关内容不全面且没有相互关联性,表现出来的只有小部分,那么它得到的分值自然就会比较低。这里面交叉验证的关系,我们也将它设计在了指标体系里面。所以这个工作做下来是非常艰苦的,当然最后呈现的结果会让大家觉得过去的所有付出都是值得的。
《公益时报》:作为一家公益基金会,友成为什么不把关注点放在行业内,而是去关注市场领域?你们现在花这么大力气做的这件事,从社会公益角度而言,它的具体意义在哪里?
零慧:其实友成基金会在过去的十年间,曾经支持了非常多的行业性平台,比如早期的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也就是今天的基金会发展论坛,我们是第一批的支持者,也是核心的支持机构。再就是基金会中心网,在最开始搭建的时候,我们也是支持者之一。友成也是BC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的“天使投资人”。现在这些行业平台已经逐渐发展起来了,我们的使命也已达成。要知道我们自己本身的资源也是非常宝贵的,特别是这些项目都是要用非限定的捐赠来做的。
而在社会价值联盟成立的早期,友成基金会是核心的发起机构,我们势必要有更多的参与,包括他们采用的一些模型也是来自我们最早的一些开发,可以说友成的基因渗透到了这一部分,但这部分的工作主要是由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来完成。虽然友成是基金会,联盟是社会团体,但我们同样是公益组织,那么其实你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考虑,就是为什么要由“公益组织们”来完成对上市公司的评价?答案跟我们的“驱动力”有很大的关系。
中国包括全球问题的呈现,以及整个经济的转型,其实需要一个非常有力而具体的指导工具,因为十九大报告已经非常明确的给我们指出了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但是在每一个行业的具体发展中,你到底依据的是什么标准?为了避免出现偏差,我们又需要有一个什么样的校准机制?所以我们觉得,如果现在没有人来做这件事的话,那么友成基金会就义不容辞。我们看到这个问题了,我们就做,是我们自发的投入,而不是先考虑有没有给我们钱我们才做。但这件事要做好非常不容易,我们的这场“战役”可以叫做“结硬寨、打呆仗。”
《公益时报》:为什么是打“呆”仗,而不是“活”仗呢?
零慧: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非常多的挑战,同时也是有意思的地方。首先我们提出了要从3A的角度来评定,大家都说,你评最后一个A(Action)不就行了吗?这个数据现成又简单,国际上也是这么干的。我们说“那不行”,中国人做事特别讲究“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如果根不正,后面做的再花哨,最后方向也有可能歪。所以我们觉得一定要从AIM开始,一定要把Approach考虑进去,在这个层面一定要把创新力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创新驱动发展,这里面包括体制、机制的创新和社会的综合创新等等。投资其实是投未来,而且最终通过投资来验证效果,所以创新才能定义未来。所以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挑战是对评价体系框架的挑战,同时也要回应很多人对此提出的质询和问题。
还有就是在此过程中,有很多指标是没有的,你能拿到相关数据吗?即使拿到,你又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给它评定分值呢?因为这些都属于开拓性的工作。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绝不投机取巧,想要啥指标就给它列上。今天没有数据,可能明天会从另外一个渠道获取到这个数据,如果明天仍然没有获取这个数据,也许未来会有披露和发现。所以我们把价值追求都放进了这个评价体系里面,不去做投机取巧的妥协。一边做,一边完善,每一个环节都力求扎实有效。这些细节流程没法灵活取巧,只能一步一个脚印的老老实实干,所以叫打“呆仗”。
“义利”兼得定可行,慧眼明心功必成
《公益时报》:经过这几年具体的实践和感受,你认为“让商业化摆脱单一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价值取向、为资本找到更有社会意义的增值空间,同时为社会问题找到解决的路径”这类问题到目前为止是否有解?为什么?
零慧:这个问题听上去很庞大复杂,但实践告诉我们,肯定有解。首先是社会的角度。现在民生发展的几个重点领域:养老、教育、医疗、环境、食品安全、脱贫等几大领域,都属于商业资源投入了,但是投入是远远不足的,而这些又都属于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但目前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这几块领域又是价值的洼地,因为没有人去开发这些领域的价值,就是大家还都没转过味来,还都把焦点聚集在房地产上。可是从民生的角度来讲,这些领域对民众来说都是刚需,他们的支付需求和支付意愿就在那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新兴市场。它不仅意味着经济价值,也有深刻的社会价值。如果一个创业者,能够慧眼看到这两个层面的价值并且深耕,他一定可以在这个领域里有所成就,或脱颖而出成为行业“独角兽”。其实现在的上市公司也同样可以在这些领域中寻找新的增长点,而最终这种增长是人民福祉的提高和社会效应的提升,是双赢。
《公益时报》:那有什么好办法能让投资者看到这片“蓝海”,并且愿意主动对接这个市场?
零慧:首先就是要转变认知理念,达成社会共识,要让大家知道,这些领域不单纯是砸钱做公益,一定是可以有回报的,市场也会证明这一点。再就是我们一定要树立一个社会价值的评价标准,让社会资源的提供方在给这些企业提供资源的时候,尽可能多的考虑社会价值,有利于他们更好的成长。从整个服务生态的层面看,我们觉得一个是我们创业者的支持,对投资机构的引导,还有一些中间服务机构的孵化,可能现在还没有人做这块,比如“社会价值投行”是不是有更多的人来尝试做。
《公益时报》:就你观察,你觉得当下从政府层面来说,对这个问题是否积极,支持力度怎么样?
零慧:可能十年前来说,这方面做得确实不够积极,但现在从地方政府的反应来看,还是非常积极的。比如深圳的福田区政府、成都市政府等等,他们都想在社会价值投资领域以及社会企业的培育方面能有更多的建树。他们愿意尝试,愿意拿出有限的区域做先期试点。包括深交所,他们愿意参与我们的“义利99”这个指标体系的建立,我都觉得是非常好的信号。
我们当然理解,政策的事情是不能太急的,如果太急,就会有一刀切或者疯长、乱长的可能性。但同时,我们觉得政府不管从哪个层级,如果能专门成立一个类似“社会价值投资指导委员会”这样的部门或机构,通过这样的专属渠道给政府一些建议,比如我们需要哪些政策,需要投入哪些资金,在哪些重点领域来开展、在什么地方选择试点等等,以及我们这套评价标准未来的国际化输出,都可以有一个顶层设计,都是政府可以支持或指导来做的事情,由此,整个行业发展才会更加的有序,未来也才会更值得期待。
友成发展“野心”路线图
《公益时报》:单从友成基金会的项目设计和延展来看,会觉得你们涉猎的范围很大,想做的事很多。你们是不是也有行业自身发展的“野心”,想做公益领域某一方面的“老大”?
零慧:其实我们还真不是从竞争方面来制定战略的,而是从整个国家的发展和民众需求的层面来看,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做什么。我们看到一些创新的点,看到一些社会价值生态在发展过程中所缺失的一些环节,那我们就去做,然后我们会发现这些东西会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没人做,你做了一个先例,那就成了“创新”。如果你说有什么“野心”的话,那我们觉得这个“心”还不止停留在单纯的公益行业,而是希望在整个中国的发展、甚至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能够有一些我们自己的价值。
《公益时报》:你们给自个肩膀上搁这么重的一副担子啊!
零慧:对,我们愿意担起重的责任,但我们会踏踏实实从小事做起。
《公益时报》:畅想一下友成基金会二十周年的时候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零慧:我觉得那个时候友成基金会不一定是规模最大的基金会,但一定是推动社会创新最有影响力的基金会之一,我希望在我们前十年努力奠定下来的社会创新的基因,能够在各行各业开花结果,产生积极影响。“社会创新”这样一个生态能够良好的运营发展,且百花齐放,当然也包括社会组织的不断壮大。
《公益时报》:如何预判未来中国公益之路的发展格局?
零慧:肯定是越来越好。首先公益组织数量肯定是越来越多,而且不管是政府、公众还是从业人员,判断问题的标准会从单一逐渐走向多元,且愈加成熟。我们可能想象不到十年以后的中国公益都在做些什么、在怎么做,就像十年前我们无法想象今天的我们在做什么,它一定是一个不断迭代更新的过程,这种创新一定是不会停止的。比如,未来你怎么知道AI(人工智能)是怎么做公益的?虽然有人说公益是最难被AI替代的,因为公益需要共情、需要同理,需要人与人之间的服务,但是我并不怀疑有一天AI也会成为公益创新之一。
文章来源: 公益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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