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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中央“1号文件”主题是乡村振兴,十四五规划确定的重点任务也包括乡村振兴。那么,国家为什么在今天提出乡村振兴?乡村振兴的本质是什么?影响乡村振兴的张力又是什么?

 

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讲席教授、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名誉院长李小云教授长期从事乡村发展实践研究,他在最近的一些撰文和采访中,就详细阐释了关于乡村振兴的这三大根本问题。

本文综合整理自:《南都观察》、《经济观察报》等。

 

 

▲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名誉院长李小云 

 

 

为什么在今天提出乡村振兴?

 

 

为什么今天提出乡村振兴?李小云教授认为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要素:

 

第一,从本质主义的角度讲,乡村的生活是人类政治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尤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长期农耕文明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有人讲,乡村是我们的根,也有的讲,乡村的价值是我们的本质价值,其实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下,乡村的价值正在流失。所以,我们讲,希望能够复兴我们的乡村价值。但这并不意味着复古和回到过去。

 

第二,从功能主义的角度讲,乡村的功能正在发生变化。乡村不再是过去人们希望离开的地方,很多人希望回到乡村生活,乡村也不再是仅仅有农业的地方,而开始有了新的产业,乡村的经济结构正在宽化。而相对于这种变化,乡村的基础设施、公共社会服务远远落后于城市,想要到乡村生活,很不方便,住在乡村的人的养老医疗报销都没有完全解决;农业都是老人在从事,劳动生产率也很低,吸引不了高素质的人来就业。所以,从功能主义角度讲,乡村的现状正在拖国家现代化的后腿——所以,乡村需要振兴。

 

第三,我们的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了一个有可能补偿农村、农业和农民的条件——高报酬部门的不断增长为低报酬部门提供补偿,成为可能了。随着人、资本不断流入城市,乡村的稀缺性出现了。过去,大家都待在农村;现在,大部分人都待在城市,乡村变得陌生了,乡村的相对价值也就提升了。但与此对应的是,乡村却在不断衰落——劳动力、资本都流出去了,但是基础设施建设没跟上,教育、卫生等各种社会服务的条件没有改善,乡村变成了一个知识、资本的沙漠。问题是,我们的城市化水平还没有到能够完全吸纳乡村转移出来的人口的程度,而且在政策上还有很多限制农村人口在城市定居,这就出现了乡村的问题。

 

第四,全球化产生了很多不确定性。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中国人对未来的感受似乎非常确定,没有感受过不确定性,特别是城市中产阶级群体,但突然间一个新冠疫情、一个逆全球化,让大家产生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这时候就需要考虑:一个国家整体的社会安全点在哪里?于是乡村作为“压舱石”的概念就出来了,乡村的意义在于安定国民。因此,乡村振兴可能还会有这样一种并未表述的社会考量。

 

所有这些不同的方面,影响了新时期乡村振兴话语体系的形成,这个话语体系的背后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考量,并不是简单的一个策略,而是一个综合的政治社会景观的呈现。

 

我们今天讲的乡村振兴,更多的是要把乡村从过去那样一个被动提供劳动力、资本、原材料的状态,转变为主动的成为社会经济有机组成部分、变成一个能动的力量。这是乡村振兴的核心问题。而这就需要让乡村和城市融合起来,让国内的市场和国际的市场融合起来。

 

 

 

乡村振兴的实质是什么?

 

要理解乡村振兴,首先要定义乡村振兴。李小云教授表示,“乡村振兴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按照中国特色现代化的路径来把握中国的命运和发展方向,实质上是个国家现代化的问题。”

 

李小云教授认为,这个现代化有两个内涵:

 

第一,将从西方学到的现代化要素和国家现代化的过程整合到中华民族的文明进程中。这是非常重要的使命,也是巨大的挑战,目前还在进行中。

 

第二,要有一个力量来领导这个过程。因为中国的现代化并非原发型,长期的国家主义传统造成了民间自发性组织能力的薄弱。因此,这样一个后发型现代化过程,就要有一个驱动力、政治引导力来把人统领起来,中国共产党承担了这样一个使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既能领导扶贫,又能领导市场改革,原因就在这里。

 

李小云教授表示,乡村振兴的背后,实际还上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转变的问题,因为,按照经典的“发达”的定义,中国还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从这个角度讲,乡村振兴就是现代化的过程,这也意味着,乡村能否振兴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推动,这是一个发展范式和路径依赖的问题。”

 

很多人反对这一观点,不同意乡村的发展依赖城市化和工业化。其实,这个传统的道路,出现的问题很多,西方早就开始反思了;马克思的批判也很彻底,西方流行的批判发展也是这个意思。但需要注意: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也是一个动态的、处于不断修正和调整的过程中。恩格斯晚年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很多新的认识,这一思想似乎没受到太多关注。我们现在讲的新发展观和生态文明,都是在修正传统发展方式,但方向没变——即改善物质生活水平、现代化。

 

假如定义乡村振兴是回归到农耕时代、大家都回去种地、男耕女织,不用现代物质文明来衡量,而用传统物质文明来衡量,那是另一回事;但我觉得现在定义的乡村振兴和农民希望中的乡村,好像还是现代化。

 

“两个一百年”目标,第二个就是全面实现现代化,说的非常清楚。所以,乡村振兴问题在概念上是明确的,在路径上就只能主要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过程,来推动国家的现代化,这是乡村振兴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讲的乡村振兴,是不是说乡村振兴就不重要?不是。

 

 

 

 

影响乡村现代化的张力是什么?

 

谈及乡村振兴,就意味着当前的乡村的现状和“振兴”之间存在距离。在李小云教授看来,乡村振兴中有三大张力,影响着乡村振兴的现代化,也让我们切实地感受到了这种距离。

 

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张力是在确保乡村庞大的人口存在的前提下的社会公平和市场效率之间的平衡。农民手里的资源无法转化为资本,也就无法继而成为他们真正的财富,但在政府推动的工业化过程中,农民的资产又通过其他形式变成了国家和其他社会成员的财富,其中很多则被很多利益集团瓜分,所以造成城乡依然差别巨大。

 

土地制度最为典型,目前其已成为制约乡村振兴效率的关键因素。除了所谓农村建设用地刚刚分开以外,农村土地资源无法进入市场,因而无法实现其市场价值,但是若将土地私有,很多人认为农民就有可能面临无家可住、无地可耕、流离失所。在确保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与农民财产增值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

 

第二个是经济结构与社会政策之间的张力。由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社会公共物品的差异,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低,农村人口不能有效向城镇转移,导致我国农业劳动生产力过低,农产品竞争力较弱。举个例子,由于农业人口数量庞大,当前我国平均每个农民养活3个人,而美国单个农民可以养活150个人,无需计算就能直接感受到我国农民的艰难、尴尬的处境。

 

第三个是小农组织与基层政治的张力。小农户长期分散,亟需合作社等组织形式有效克服小农的分散状态。事实上,这种社会需求又面临另一种风险,政治意义上的农民经济组织很容易演化成代表农民利益的政治组织。因为农民组织独立出来,一定会产生各种诉求,并要通过很多形式表达,表达的形式可能是脱离国家的控制、因此就与国家政治制度的基本要求产生张力。

 

我国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是要求农民有问题要找党组织,同时要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提高其组织能力。但这一机制也很难克服小农的分散性。

 

李小云教授认为,“乡村振兴中这三方面的张力,影响着中国乡村整体的现代化。乡村振兴不能脱离农业问题。”同时,他还表示,农业转型成功有两个指标,一是农业劳动生产力提高,二是农业就业人口的收入持续提高。这两个指标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农业占国民经济比例逐渐下降,二是农业就业人口逐年下降,三是农业劳动生产力至少保持30年持续提高,四是农民收入保持20-30年持续提高。这四个方面比较具体,可以作为乡村振兴的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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